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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