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周恩来去世
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影响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他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除此之外没有参加其他追悼活动。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多斤减少到仅80斤。 注释 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即便当他已无法说话时也是如此。1月5日他最后一次做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宣布，根据毛的指示，外国驻京大使可以参加吊唁活动，各国领导人可以前往中国驻该国使馆凭吊，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免于疯狂了。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么。
1月11日，北京居民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一百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 注释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203–204 页。 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注释 加塞德(Roger Garside) 是1976 年至1979 年的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d Zweig 是加拿大交流学生，两人都会讲汉语，那几天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参看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China After Mao (New York:McGraw-Hill, 1981) 。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 注释 吴德：《吴德口述》，第203 页。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译按：时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 注释 关于不允许佩戴黑纱的禁令，见同上，第204 页。 到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注释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帅在一个月前刚宣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是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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