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邓小平并非总能展示这种自信。1974年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他的讲话让人觉得拘谨而刻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部下会把他的一言一行汇报给毛泽东。他在1975年时仍然很小心，因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他仍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邓小平也承认，周恩来的知识和经验远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后，他就可以自主地与外国领导人谈判，不用担心他人的意见。1977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后，延续了他在1975年的政策。但是在这一年7月之后见过他的外国官员觉得，他变得更加从容自信，更愿意就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
从1977年7月到1979年底，他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谈时总会恭敬地提到“华主席”。但是自从他1977年复出，外国客人就从未怀疑过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当家人。他不但是代表中国的谈判者，而且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虽然他也阅读外交官的报告，但在重大决策上，他更多依靠自己老到的判断力。他之所以能表现得轻松自如，是因为他对当下的问题与总体战略的关系有着可靠的理解，对自己和对手交涉的能力充满自信。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先说几句机智的开场白，对外国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迅速专注于他要讨论的议题，直率、明确、强有力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以苏联为大敌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到1969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这一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宣布，美国不会涉足亚洲大陆的战争；而3月和8月的两次边境冲突后，中苏关系依然剑拔弩张。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北欧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苏联和越南正加紧合作，扩张它们在东南亚的势力，这让邓小平感觉到日益增长的威胁。越南允许苏联使用美国在岘港和金兰湾建造并留下来的现代化军港，这将使苏联军舰能够自由出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越南还建设导弹基地，装备了瞄准中国的苏制导弹。苏联则向基地运送人员和电子设备，为其提供技术支援。苏联沿中国北部边境驻有重兵，还预谋入侵阿富汗，而中国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苏联合作，这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同时，越南已经控制了老挝，并且正在策划入侵中国的盟友柬埔寨。邓小平，像围棋手一样，认为这些国际变化等于是在不同地点布下棋子，欲将对手围而歼之。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
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假如中国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苏联的包围。他说，越南人赶走美国兵之后，开始变得趾高气扬。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注释 Nayan Chandra, Brother Enemy:The War after the War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 259.
邓小平与越南的关系
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来说，邓小平都有被越南出卖的感觉，因为中国曾为越南反抗美国做出了巨大牺牲，而50年来他跟越南人也有着深厚的个人交往。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与越南人一起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和胡志明在1920年代初都在法国，他们两人当时是否见过面，已经无从考证，但邓小平1930年代末确实在延安见过胡志明。周恩来则在法国时就认识胡志明，1920年代中期他们还是黄埔军校的同事。邓小平在1920年代末被派往广西时，曾数次取道越南，得到过越共地下党的协助。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邓小平和越南共产党人曾是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战友，1954年以后他们却又成了致力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
邓小平的前部下韦国清将军也与越南渊源很深。韦国清曾在广西和淮海战役中供职于邓小平手下。他是广西壮族人，邓小平1929年在他的家乡建立过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后来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1954年越南跟法国人打仗时缺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中国派去的韦国清将军在指挥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越南人打算撤退，但韦国清拒绝撤退。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中国高射炮部队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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