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胥一梦
香港，真的是一座热闹而繁华的城，这里有许多绚烂的花和苍绿的草。这座城从古至今都离不开水，似乎任何时候都暗流涌动。这是个给不起诺言的城市，却可以满足许多人卑微又骄傲的愿望。行走在物欲横流的街道，没有人知道你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梦，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孤独。
十载春秋，回首悠悠过往，已是沧海桑田。十年前，她从这里匆匆离去，十年后，重返旧地，算不算一种归来？张爱玲选择再次来到香港，不仅是为了逃避上海的风云，也是为了能够在一种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下，重新生活。喧闹的街头，匆匆的脚步和淡漠的表情，是她想要看到的。她知道，这座城市的人在忙碌中自顾不暇，唯有这样，才可以不被惊扰。
许多人不明白，张爱玲在上海已经重新找到了属于她的舞台，为什么还要决绝转身？几年风雨，她受尽屈辱与谴责，好不容易用文字赢取了新的天空，可她不要那份来之不易的尊荣，默默地抛弃一切，选择独自远赴香港。是她预感到什么了，还是她仅仅只是想要离开？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是她多年前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像是预言，覆盖了众生的命运。这些年，张爱玲不曾有过安稳，那种紧迫感一直追随左右，让她想要逃离。世海茫茫，她幻想自己会与流云一般，飘散天涯。为了逃避回忆，忘记前尘，她只想出发，开始遥远的旅程。
她选择来到香港，是忆起母亲临别时的话，到香港大学申请复学。也许这只是一个借口，但是这个借口可以让她暂时栖居。她申请出境，持有港大开的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走之前，她没有给任何人交代，包括弟弟张子静。并且她和姑姑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
可见她要遗忘一切的决心，那种遗世的苍凉，成了无法摆脱的宿命。弟弟张子静听到姐姐离去，怅然若失，默默流泪。柯灵以及那些上海文化名流，都是在后来才知道她去了香港，他们对张爱玲的选择，只是感到惋惜。
可张爱玲的离开，是对还是错呢？张爱玲的文字，需要上海这片土地的滋养，离开上海，她的文字就随之黯然失色了。失去了华丽的文字，她还是当初的张爱玲吗？也许她的离开是一场错误。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尊重她的选择，她的心愿。
但张爱玲的离开亦是明智的。假如她留在上海，无疑到后来又将遭遇“审判”。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民国才女都被时代摧残，花枝招展的过往成了不可碰触的伤。张爱玲走了，这座城市的荣不属于她，辱也不属于她。她是她自己的，只是自己的。
张爱玲去香港前，还去了一趟杭州西湖。潋滟湖光，碧水青山，这个历代文人墨客都钟爱的诗意江南，于她，却没有多少诱惑。似乎她的冷艳与苍凉，与这座柔软的城市格格不入。悠长的苏堤，典雅的亭阁，给她一种无法触摸的清凉与遥远。张爱玲的生活从来都不是温软风月，她属于民国这场浩荡的风烟。所以，她必须离开，在喧闹中隐藏她的寂寥，遮盖她的伤痛。
1952年，三十二岁的张爱玲踏上香港这片土地，内心真是百转千回。这样的放逐尽管凄凉，但她相信，这片土地会给她疲倦的灵魂一寸安宁。世事难全，人生处处皆是局。港大的校园，昨天的绿阔千红还在，只是她已容颜更改。
几经周折，张爱玲终于在这年八月正式于港大注册复读。但此时的张爱玲已失去经济来源，为数不多的钱物已经花掉，她陷入了困窘的生活。无奈之下，张爱玲只好出去谋职。据说她应炎樱的邀请，去了一趟东京，碰壁后又返回香港。而她仓促的离开激怒了校方，学校拒绝了她的复读请求。
张爱玲是个傲气的女子，她此次来香港，复学也只是一种理由。所以，学校对她的拒绝，于她来说已算不得是什么打击。她毅然离开，自己临时找了个住处，开始了她的谋职生涯。她曾说过：“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所以，要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并不容易。这个求职的过程，让她遭遇了太多的冷眼与淡漠。
但此时的张爱玲，已不再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小女生。她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曾经几度风靡上海滩。也许那份荣耀会因时间淡去，但她骨子里的才华却至死相随。很快，张爱玲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她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加之她流利的外语，翻译作品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张爱玲先后翻译了《老人与海》《爱默森选集》等作品。对她来说，翻译文字并没有多大乐趣，只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已。这期间，张爱玲还写了电影剧本《小儿女》《南北喜相逢》，文笔风格清淡了许多，却仍不失真味。洗尽铅华的张爱玲，已经害怕世间纷纷攘攘。她要的，不再是华服重彩，而是天然淡妆。
在香港，最令张爱玲欢喜的，并不是这份工作，而是她所结识的两位朋友，即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简称“美新处”）担任译员的邝文美女士及其丈夫宋淇。宋淇先生是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之子，1948年来到香港，先后在美新处书刊编辑部、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和邵氏电影公司任职。他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颇有新颖别致的研究。也正因了红楼，张爱玲和他便有了相同的兴趣和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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