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她们如野生植物一般活
某些中国女性“外销”自己的“新洋务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直至1993年后才势微渐止。她们的年龄普遍在35岁以下，年龄最小者十六七岁。因年龄小，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达到合法移民年龄的事屡闻不鲜；因年龄大，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销”岁数的事也屡闻不鲜。那些年内，由中国女性推波助澜的“新移民潮”，冲击着亚洲、欧洲、澳洲的许多国家。既使那些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剧增，也使国内许多城市的家庭夫妻离异、子女双亲残缺。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闯，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言的，则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闯；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去闯。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当然，她们当中也确有不少人，在异国真的尝到了爱情的甜，事业有成的甜，家庭美满的甜，人生幸福的甜。这些甜，也当然地原本就不该被国界和国籍隔着。在一方国土内获得不到，去别国寻找亦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欧洲国家彼此邻近，欧洲的男人们早就这样了，后来欧洲的女人们也开始这样了。其动因和目的与中国女性们十分一致。中国女性仿佛企图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国与国都离得很近。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迅猛腾飞，令世界“拍案惊奇”，刮目相看。但“腾飞”之中，今天看来，泡沫的成分极其显明。
但是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命运，不管那机遇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游戏”的诸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遇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缭乱，似乎比比皆是。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抓不住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到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他们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他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些外汇的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机。
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1/3左右的经济罪案都由有“洋插队”经历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洋插队”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闪现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是宣传者、广告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的事业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疲软”的同时，不禁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体投地膜拜顶礼。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尤其是。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我们说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实绩。泡沫非全部成分，实绩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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