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慈母和我的书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一九六三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里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出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里”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上，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里”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葛列高里”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里”，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咕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里”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里”以将军命令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里”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里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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