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钉子
那是一根两寸半的钉子。就钉子而言，该算是一根大钉子了。
三十几年前，有两名刚从某理工大学毕业分配在某科研单位的大学生，高高兴兴地走在从集体宿舍区到单位去的路上时，其中一人发现了它，将它捡了起来。
他说：“瞧，多新的一根大钉子。”
的确，它非常新，完全没有被用过，甚至可能还未被另外一只手碰过。不知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直接从新钉盒里掉在路上的。
他的同事兼同学说：“是啊，很新。可你捡它有什么用？”
他说：“怎么会没用呢！总会有用的。我捡起了它，它才有机会物尽其用么。”
于是，他就将它揣进了兜里。
不是所有在大学里非常要好的两个同学，毕业后都能像他们一样分配在同一单位。他们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从内心里感到幸运，他们的关系比在大学里更亲密了，更好了。他们住同一宿舍，每天一块儿起床，一块儿洗漱，一块儿跑步做操锻炼身体，一块儿吃三顿饭，一块儿上班下班。当然，连到俱乐部去看电影、开会，参加文娱活动，也是双双出现，形影不离，仿佛须臾难分。年长的同事常开他们的玩笑——“这么好，干脆都别找对象了。登记结婚算了！”
那天回到宿舍，捡了钉子的那一个（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就叫他A，叫另一个B吧），将那钉子钉在了门框旁。
他说：“这不就派上用处了吗？不是可以挂很重的东西吗？”
于是B就将他们各自的兜兜袋袋挂在了钉子上。
一年后，单位调工资。B因有“突出工作成绩”，长了一级。也就是说，每月比A多七元几角钱的工资了。
这使A感到心里颇不平衡。在大学里，都是优等生。在单位，工作态度也一直都很积极。只不过B参与的科研项目搞出了成果，而A参与的科研项目中途下马，被迫夭折罢了。但谁参与哪一科研项目，本非自愿的选择，完全是由“长官”决定的。而哪一项目一定要搞下去，哪一项目中途下马，也是“长官”意志的结果。A想，如果我参与的那一项目不中途下马，也肯定是要出成果的！我投入的积极性和热忱，是被扼制了嘛！怎么只看到了他的“突出”，看不到我的“付出”呢？
于是内心里对B很不服气起来。
两年后，单位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发展有“突出工作成绩”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入党，B顺理成章地被单位党组织确定为“重点对象”。于是在A眼里，B似乎前程似锦了。于是A更不服气起来。不服气就难免背地里说三道四，出言有怨，也就难免被“打小报告”。于是A遭到了公开的也是严厉的批评。“帮助”他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B的身上。A内心本已怀疑是B打的“小报告”，又被B“帮助”，便由不服气而激愤，于是他们争吵了起来。于是这宿舍里分出了界线。于是，A连自己的东西，也不往那根钉子上挂了。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没闹到势不两立的程度。他们都怕闹到那种程度被别人笑话，都以难能可贵的理性相互容忍……
第三年，B入党了。
第四年，B提干了，当上了副科长，工资又长了两级。在A看来，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之间二十几元的工资差距，是一辈子也拉不齐了！入了党，提了干，当上了副科长的B，与A相比，自然具备种种优势，更是姑娘们追求的目标。于是A所暗恋着，对A也似乎情有独钟的一个姑娘，转而主动投向了B的怀抱，于是A失恋了。于是B不久宣布要结婚了。直至那一天，A才明白自己喜欢的姑娘，最终成了谁的妻子。他感到被严重地伤害了。那一天他含悲带愤，写下四句诗：“千年垂恨，万代垂伤，奇耻大辱，永世难忘。”他当然不参加B的婚礼，B也没有虚伪地送他喜糖。单位住房紧张，为了照顾B，腾出了他们宿舍旁的另一间宿舍分配给B作新房。这其实对A也不失为一件有益之事。因为从此他也可以单独一间宿舍了啊。但他觉得，他获得的方便，其实是以失去了爱情为代价的。他作如是之想不无道理。当天夜里，听到隔壁的床架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并夹杂着女性快感的莺吟，A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去找木工师傅借了一把锤子，将钉在门框旁的大钉子起下来，使足了劲儿一锤锤往墙上钉。两室之间的墙壁是后隔的，很薄。钉子长，一钉就透了。想到那边儿墙上出现了一截大钉子，A才觉得多少解恨了些……
但是有一天，A从B家窗下走过，有意无意地朝屋里扭头一看，却见B和妻子的结婚照，端端正正地挂在那截被自己钉透的钉子上……
再后来就是“文革”了。B成了“保皇派”，A成了“造反派”，都是头儿。B那一派保谁，A那一派一定要打倒谁。在B，思想是很明白的，倘自己这一派保不住谁，空落个“保皇派”头头的声名，前程也就暗淡了。在A，思想也是很明白的，倘自己这一派打不倒谁，打而不倒的人又掌了大权，那么自己能有好果子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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