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少年时追随山东农村老家的乡亲们“闯关东”，后来成为哈尔滨人。而我的母亲，却是土生土长的东北农家女。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五个，或者六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小舅。
“都以为你大舅也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土匪，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土匪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起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土匪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土匪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母亲她在没有成为我的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分担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秋雨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半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可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与动迁单位一直没谈好条件，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逊”。
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们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出了片片小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使有，母亲也不会舍得花五分钱或一角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惨重。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有时我醒夜，每见灯亮着，母亲仍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大饼子，悄没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涉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我们则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盹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别跟妈说话了，妈困死了……”
话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
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睡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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