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筑成后的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倭舟七艘进攻上海。董邦政据城死守，各种火器齐发，毙敌无数，贼不敢近。围城十八天方围解。时有少林僧兵88人来援，大破贼于叶榭。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徐海引大隅、萨摩倭船五十余艘突至上海。董邦政正率兵于浦东剿贼，城中皆老弱残兵，形势危急。市民招募敢死队员数百人守城。倭寇昼夜攻城，十八日夜半登城，被发觉，炮石雨下，倭退涉城濠，多被溺死，残部逃遁。后在水中捞得六十七具尸体，皆重创，头颅肿大，口圆而小，色黝黑，确认为日本人。
就在这场战斗胜利后的第七年，“著名的中国教徒保禄”（根据一份17世纪耶稣会呈给梵蒂冈的报告中的称谓）诞生在上海县城南太卿坊内的一间小楼中。
当然，更多的记载说他诞生在县郊的农村，但我更愿意相信城厢内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诞生于乔家路的九间楼之说，尽管据说九间楼是崇祯年间建造的，要比他的诞生晚了许多年。
“保禄”的祖父是个上海的商人，很早就死了。当倭寇入侵上海的时候，房子和产业都给烧光了。“保禄”的父亲想必是没有继承多少遗产，所以只能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商人，从事一些货物的批发与零售的小买卖。
我相信，“保禄”就是在上海县城的街道与小巷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
在400多年前的某个黄昏，一个穷困潦倒以至于偶尔要靠种地才能维持生计的小商人的儿子，正从楼上狭小阴暗的格子窗里向外眺望。四周是深宅大院高高耸立的白色防火墙，而窄窄的街道对面是红色的窗棂与青色的瓦片。他只能透过破败的屋檐，看到的一方小小的天空，他看到一只说不出名字的大鸟，正掠过火红的天空。于是少年放下了书本，悄悄地跑下了楼梯，他从后门出去，那儿有一条宽度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巷，他穿过长长的小巷，旁边是豪宅高高的大墙，头上的天光就像一道缝隙。少年很快走出了小巷，在一条宽阔的青石路上，他向东面跑去，16世纪的上海街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南来北往的货物与附近乡下农民的气味。还有轿夫的汗臭味、女人的脂粉味、酒馆里的黄酒味、民居里的炒菜味、药房里的药材味、皮草行里的皮革味，总之，16世纪的上海把南来北往所有的味道都汇集在一起，放在街道里发酵，又散播到空气中飘浮着。少年闻着这些味道，不免有些眩晕，忽然，一阵风从东面吹来，那是另一股味道，让人飘浮或者沉没的味道，浩浩荡荡，波涛汹涌。少年顺着风的来势向东跑去，很快他来到了城墙脚下，自从他出生七年前的那场战争以后，上海就再也没有经历过倭寇的灾难，所以，这里也就渐渐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他很容易地就从马道跑上了城墙，在高高的丹凤楼上，少年倚着栏杆向着黄浦江的方向眺望。16世纪的黄浦江烟波浩渺，西岸遍布码头与各种船舶，尤以双桅帆船为多，东岸则是一片江滩，青青的芦苇丛生，成群的飞鸟在江岸翱翔，还有从长江口溯江而上的白色海鸟也掠过江面觅食。再往东，是一片坦荡的浦东原野，那里有成片的水稻和棉田，密如蛛网的水道，一切都被夕阳覆盖上了一层红色。而此刻，面向着黄浦江是看不到落日的，西下的太阳正在丹凤楼的另一面，少年看不见它。不但太阳，就连原野尽头的大海少年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大海正在几十里外的沙洲上缓缓地鼓动潮汐。有谁知道，这个16世纪的上海少年是多么渴望同时看到大海和夕阳啊？
此刻，一个风尘仆仆一身长途旅行装束的陌生人来到了少年的身边。陌生人把着栏杆，也望着黄浦江，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回到“凤楼远眺”了。
少年回头，看着陌生人的脸，小商人的儿子见过的人很多，有广东来的商人、宁波来的裁缝、苏北来的轿夫、苏州来的书生、福建来的水手、南京来的税吏，但从来没有见过眼前的这个人。
“你从哪里来？”少年问陌生人，就像是在盘问什么可疑的分子。
“小公子，我从四川来。”陌生人礼貌地回答。
“四川人？”
“不，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是在四川做官，刚刚解职回乡的。”这个陌生人缓缓地说。他是从成都启程的，坐船直下川江，进入三峡，出了白帝城，只一天工夫就到了江陵。接着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过武昌的黄鹤楼、湖口的石钟山、当涂的采石矶、镇江的金山和焦山，最后来到吴淞口，进入了黄浦江。
“你还穿着旅行的衣服，是刚下码头的吗？”
陌生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当他抵达了东门外的码头，仰望着丹凤楼高高的匾额时，他似乎把一切都忘了。陌生人没有回到近在咫尺的自家园林，而是直接登上了这座城墙上的高楼。
少年继续问：“既然你的家就在这里，为什么不先回家，却要上这丹凤楼来呢？”
“因为这里的景色很美。”陌生人的目光对准了极远处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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