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有材料，除了木料、石头和沙子，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木料间，主要用造了房子之后剩下来的材料盖成的。
我本想为我自己造一座房子，要比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更宏伟与华丽，只要它能够使我感到高兴，而且花费也不高于我目前这幢房屋的话。
这样我发现，想要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少于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如果我所说的看起来有点言过其实，我的解释是：我是为人类炫耀，而非为自己；并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并不能影响我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就好像是从麦子上很难将糠秕打掉，不过，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并挺直我的腰杆，这对于道德和身心都是一个极大的慰藉；而且我还决定，决不毕恭毕敬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的房间比我的屋子稍大一点儿，光住宿费就是每年30美元，而那家公司占尽了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建造了毗连的32个房间，住宿者却因邻居众多嘈杂而深感不便，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我不得不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要，因为，人们其实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为了教育的花费很大一部分都将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要求得到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处理得当，那只消花1/10就够了。学生们花费最大的东西，绝不是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账目，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却不需要付费。建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署名捐多少元和多少角的捐款人名册，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一分到底，这个原则实在是未经审慎判断不可遵循的原则——于是招揽了将这件事看做投机买卖的承包商，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开始奠基了，然后，那些学生们据说会适应在这里面住；为了这种失策，一代代的学生就得付出代价。我认为，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然而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却全没有学到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可是，”有人说：“难道你主张学生应该用手去学习而不是用脑？”这并非我的确切主张，我的意思是有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游戏生活，或仅仅研究生活，社会花高昂的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真诚地生活。青年人如果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怎能获得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能懂点艺术和科学知识，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无非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某些教授那里，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观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研究了化学，却不懂得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力学，却不学如何挣来面包；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发现不了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是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或者在一滴醋里全神贯注地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周围转来转去的怪物吃掉。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掘出铁矿石并且熔炼它们，然后他做成了一把折刀，他从书本上所需要知道的知识都学到了——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边从他父亲那里拿到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会有更快的进步？又是哪一个孩子最有可能让折刀割破了手的呢？……让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被告知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兜上一圈，我对这方面的知识肯定知道得更多。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在学习，并且只被教授政治经济学，而作为哲学的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中甚至没有被认真地教授过。这样的后果是，当他正在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1767—183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的时候，正让他的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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