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开学后不久，我和梅森去看电影《美国美人》。
银幕上，十八岁的瑞奇对十七岁的简说：“如果我今天晚上离开这里，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什么？”她诧异地看着他。
他又问了一遍：“如果我离开这里，去纽约生活，今晚就走，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当然。”她回答，没有一点犹豫。
这段简单的问答让我突然想起几年之前的那个问题：“如果我去美国，你会跟我去吗？”我想得出了神，一切恍如隔世。
梅森在旁边跟我说话，我一句也没听见，她又说了一遍，后排的人怒了。放映厅里很暗，他看不清楚，伸过一只手在我背上狠狠地推了一把。正赶上我心情很坏，没跟他废话，站起来，转身就把手里的一杯冰可乐对着他从头到脚浇下去，倒完了把杯子朝他身上一扔。梅森反应也很快，拉着我就跑。一直跑到停车场，发觉后面并没有人追，她停下来，弯腰两只手撑着膝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太好玩儿了，什么时候咱们再这么来一次吧！”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勉强跟她说了声再见，上车向宿舍开去。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种预兆。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说跟他那个小女朋友准备十月份结婚，新房装修好了，原来的房子已经挂牌准备卖掉。我说：“好啊，祝贺你们啦。”没有别的话，气氛显得有点尴尬。
于是，爸爸开始扯别的：“你从前那个姓周的同学，你们还有来往吗？”
“不怎么联系了。”
“前天报纸上登出来，他爸爸贪污受贿正式批捕了，下个月开庭。”
我蒙了。
爸在那里继续扯：“不知道那个周同学现在怎么样了，他从前还是你们的班长吧，成绩很好的是不是……”
好像过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说：“行了，就这样吧，再见。”把电话挂了。
我不确定自己当时的想法，或者已经根本没办法思考了，只记得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护照和钱，直接去了机场，买了票，搭上最早一班去上海的飞机。六个小时之后，在洛杉矶等待转机的时候，我恢复了一点理智，给林晰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要回一趟上海。他觉得挺突然的，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爸结婚，叫我回去撒花。”
“变乖了嘛，知道先跟我说一声了。”
我没理会他玩笑的口气，严肃地问他：“要是你找不到我会担心吗？”
“会。”他也严肃地回答。
十三个小时之后，飞机在上海落地。我随身只有一个背包，不到一百美元的现钞，在机场全部换成人民币，然后坐了一小时的车进城。街头华灯初上，我手里抓着一把硬币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上拨周君彦家的号码。铃声响过三遍，有人接起来：“喂？”就是他，声音听起来却有些陌生。
“是我。”我说。
他没说话。
“我回来了，就在你家楼下。”
他沉默了一下，说：“上来吧。”
从电梯里出来，楼道里亮着冷冷清清的灯光，他已经开了门在等我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是说“对不起，我刚知道”呢？还是“浑蛋，怎么不早告诉我”？于是就什么都没说，跟着他进了家门。只有客厅里亮着灯，除了他没有别人。
“你妈妈呢？”我问。
“去外地了，找亲戚借钱，开庭之前能还的尽量还了。”他平静地回答。
他身上穿着白色圆领汗衫和运动裤，看上去好像还是一年多前分别时的那个男孩子，实际上却全变了。我自己不是什么模范小孩，但也从来没有做过很坏的坏事，没有经历过让旁人避之不及的不幸。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当一个人从众人的宠儿变成罪犯的儿子，而那个人又是我生平爱上的第一个人，我心疼他，想要安慰他，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反而很坦然，接过我的背包，伸手抓抓我的头发，看看我问：“眼睛怎么这么红？”
我揉了揉眼睛回答：“飞机上睡不着。”
“你刚下飞机？还没回过家？”
我点点头：“我爸不知道我回来，下了飞机就过来了。”
他停住了，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把包放在客厅里一个单人沙发上。我跟过去，走到他身后，抱住他，脸贴着他的背脊，说：“你本来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我本来以为会没事的。”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转过来把我拥进怀里。
“韩晓耕都知道，对吧？”我生硬地问他。
“很多事你都不知道。”
“那现在说吧，都告诉我。”我抬头看着他，他避开我的眼睛，眼眶红了。
像是一部编年史，他开始说，去年九月三十号，他爸突然被检察院双规。因为一些他也闹不清的关系，韩晓耕的爸爸也开始担心自己，请了会计师咨询公司的账务问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跟韩晓耕走得比较近。今年春节之前，他爸爸被正式逮捕。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韩晓耕的爸爸也进了公安局，拘留了一个月之后，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我打不通他家电话的那几天，他和他妈不是在公安局，就是在见律师。
“你知道吗，在拘留所里他们会把你身上所有金属的东西都拿走，连裤子拉链也剪掉……韩晓耕说的，她爸出来的时候就那样提着裤子。”他抱着我，不看我，断断续续地说，声音发颤，“我有一年没看见我爸了，开庭之前只有律师能见他，两个钟头就要六千块钱……他们也问过我，知道你爸爸做的事情吗？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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