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偏见的世界，各种不同的人和人之间或揶揄或鄙视。在印度，尤为露骨。
第二天早晨，前台照旧八点钟打电话上来说接我们的车子到了。车是一辆丰田霸道，粗看很新，但四角都有碰擦的痕迹，右侧的反光镜从我们到来的第一天就是碎的，也根本没有要送去修理的意思。司机Nizar是当地人，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但基本上只跟Rydian交谈。开始Rydian还带着一点发达国家公民的好奇心和优越感打听Nizar的生活起居，直到遇上第一个伊斯兰教的斋戒日，Nizar戴上一顶小小的白帽子，Rydian发现此人竟然是穆斯林，像所有经历过九一一的美国人一样，自此心存芥蒂。
在那之后，上下班路上大多是一片沉默。只除了Nizar车开得太快，驶上对面车道，遇上迎面而来的卡车，然后一个急转或是急刹，惊得全车的人大叫。叫过之后，Rydian又开始骂人，质问他：“我们有这么赶时间吗？！”我则是忍不住地大笑，好像并不真的在乎刚才发生的险情。有几天，户外气温超过四十摄氏度，每到那种日子，Rydian就会吃一些奇奇怪怪的药片，号称可以补充电解质，防止中暑。他总是不忘问我要不要，我始终回答不要。因为我们暴露在阳光和高温下的时间每天不超过十分钟。他小心得过了头，甚至刷牙也用瓶装水。我有点反感此类举动，就好像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回上海的时候，飞机降落，总会有人在舱门打开之前忙不迭地带上N95口罩。我固执地觉得这是对陌生的土地，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旧大陆，哪里的自来水都一样有股怪味儿。
我不反感Nizar，虽然他不跟我讲话。穆斯林看起来闻起来都要比印度教或是锡克教干净些，只是印度教可能更加符合西方国家的胃口罢了。他不跟我讲话，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女人活该倒霉的国度。包括我这样的外国女人，从一开始就时不时地有人质疑我的资历，是不是值得他们花每小时八百美元外加费用？我有点好奇Rona是不是搞得定这样的场面，所幸她有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她是白人，肤色崇拜在这个殖民地味道浓重的半岛上依旧盛行。
车门“嘭”的一声关上，比较好的车子关门的时候总是会发出类似合上密封罐一样的声音，我一个人坐在后排，车厢里空调开得很冷，阳光却是炙热地照在左半边座椅上面。我又像沉下去一样，想起我的Lyle——他一定还在睡梦中，偶尔蹙起眉头，早晨梳洗之前，他的脸颊会有一点点扎人，他的嘴唇……
晚上，他若无其事地来接我吃晚餐，就像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忘记他，从来没有赶他走一样。他似乎也终于想起来了，昨天是我的生日，送了一串南部印度洋浅海水域产的珍珠做礼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养殖的珍珠也算是“假”珠，而真正的珍珠到底价值几许。
我们在我住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在那之后，我没有继续固执地不肯去他那里，不是放弃了离开他的打算，只是因为意外地发现，我的房间有些地方隔音真的很不好，衣橱和迷你吧的部分可能只是薄薄一层纤维板之隔，有时候甚至听得到Rydian在隔壁咳嗽的声音。于是，接下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下班之后就去他那里，半夜他再送我回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在纽约时的那种状态，不同的只是他的打扮和房间里的装饰而已。他租了一辆新车，存心弄得很脏，甚至在仪表板下的抽屉里放了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对有些人来说，这里是西游记。但另一些人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千零一夜，只需要钱，外加一点游戏人间的时间和心情。
就这样，直到十月八日。
二零零五年的十月八日是个星期六，因为有个牵涉到香港方面的会议，我们还是八点半进办公室加班。那时的香港还是五天半工作制的18。
八点五十分的时候，我正一边看邮件一边吃麦家的汉堡，酒店的面包烤得很滥，所以我总是到公司再加一顿麦当劳。Rydian坐在我对面，突然抬头说了一句：“我怎么觉得头晕，这辈子从来没有头晕过。”我看看他，刚想嘲笑嘲笑他，目光扫到右手边的咖啡，奶棕色的液体在印着麦当劳叔叔头像的纸杯里明显地晃动，直到溢出来溅到电脑键盘上。旁边一沓摞得挺高的文件夹，最上面的一本突然落到地上。Rydian骂道：“见鬼，地震了。”两个人站起来，开始很镇定地收拾电脑和重要文件。我甚至还笑呵呵问他：“你确定不是因为我吃汉堡嚼的太用力了？”
老实说过去一个多月的经历，从空难到车祸，到匿名电话说：“贵公司的办公楼里有个炸弹。”所有发生的事情已经把我的神经搞得很大条了。出了办公室，我满不在乎地去按电梯，被Rydian拉回来塞进了安全通道里。我们所在的大楼是新德里市中心一栋四十层商务楼，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因为那栋楼有八个楼层属于一家国际性的银行，当天还是有不少人在上班。我们属于反应慢的，安全通道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走得很慢，没有空调，热浪和异味叫人窒息。往楼下走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几次明显的余震，恐慌升级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英语和印度当地话嗡嗡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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