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床上躺到中午，破例没有叫送餐服务，起床去街角的餐馆吃午饭。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没有Caresse。在黑暗里待得久了，秋天明媚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决定不能让自己继续那个样子。那个下午，我去剪了头发，做了指甲，给Caresse买了几件天冷时穿的衣服，然后跟她在公园的草地上玩了一小时，用手机拍了许多我们俩的合影。快到傍晚的时候，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我补办的护照做好了，办公时间随时可以去拿。
回酒店的路上，我拨了Nick的电话，说过“你好，最近怎么样”之后，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一阵沉默之后，我对他说：“明天帮我去拿护照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晨跑都跑到码头那么远。”
“不过不是那边的码头，”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但如果你请吃晚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我笑起来。
他笑了，停了一下又说：“那天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我跟葛瑞格谈过了，会有影响。”
“接受道歉，肯定会有影响，”我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还是第一次男孩子为我打架，所以，谢谢你。”
“接受感谢。”他回答。
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第二天他跑到十二大道和西四十二街交界处的中国领事馆，帮我拿了护照，午饭的时候交到我手上。签收单据的存根联夹在护照里面，上面的签名是他的中文名字，写得很大，笨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小餐馆等我们的午餐。我手举着那张蓝色的薄纸，念他的名字，想了想说：“读起来好像‘地瓜’啊。”我侧过头看着他，然后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知道隔了多久，我头一回笑得那么开心，像是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也不再介怀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直到午饭吃完，他问我：“监护权的事情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
“会有办法的。”我回答。事实上，两边的律师见过几次协商正式的分居协议，财产清单也列出来了，公寓、存款、证券、婚后收入、车、首饰，林林总总，看起来Lyle付出不少，我所得颇多。唯一的争议就在小孩子的抚养权上面，听证次日就会继续，我的精神鉴定结果没有问题，医生的意见却给得模棱两可。我手上似乎再没有什么筹码了。
我跟他告别走出那栋办公大楼，发现手机没电了。我没在意，跑去看了Caresse，再回到酒店已经四点多了。打开手机充电，一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发觉有一条新的语音留言。留言极其简短，不过十秒钟：
“嘿，我是Rona，RonaMorgan。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给我回电话。”
我照着那个号码打回去，嘟嘟声之后，电话接起来：“你好，e。”声音轻而沉着，“九点半，小蜜橘酒吧。”
我不知道她会给我什么，没心思吃晚饭，快九点的时候出门，去她说的那个小蜜橘酒吧。那个地方在第六十八街上，离史密特和谢林顿的办公室不远，很小很便宜，拐弯抹角不起眼的地方，老板似乎是法国人，门口贴着薄若莱新酒到货的海报。我到的时候，Rona已经在等我了，坐在底楼角落里一个红色的转角沙发上，脚边是一个出庭用的波尔多红色公文包。
我们互相问候，她开门见山地从包里拿出薄薄的一叠钉在一起的文件，没有解释，交给我。
最上面是一家旅游会务公司上市的文件，零五年上半年的事情，名字很陌生。我摸不着头脑，直到在第三页的股东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LyleUltan。继续往后翻，是份合同，日期是一九九九年，页眉上标着“格林黛尔花园饭店控股公司”，内容是给予LyleUltan旗下一家子公司的期权，任职五年之后自动转为实股权。子公司的名字跟前一份上提到的上市公司一样。
这部分股权的确没有列在财产清单里面，但是离婚官司的财产分割是不涉及此类股权的，期权转为实股权之后的增值部分视为婚后财产，我能得到不过是多分到一笔钱而已。我以为自己看明白了，抬头看看Rona，对她说声谢谢。
“看起来不够分量是不是？”她看出来我失望了，“我总是喜欢提醒小朋友们碰到事情多问个为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这部分股权没有被列在提交给法庭的财产清单里面？税务问题？幕后交易？我在脑子里串起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手头资料只有这些，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但是肯定有问题。最起码是没有报税，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偷逃，总是有自以为精明的税务师告诉你可以缓一缓，等到比较划算的时候再报，但是给税务局查到了就是逃税。有些游戏，要加入进去玩就得有筹码，现在我有了，就算是五块钱的游戏币，也不妨试一试。
我问Rona：“为什么要给我这些？”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她可能猜到了我的想法，“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纯粹是因为你，这些东西是给你们之间谈话用的，我希望你不要交到其他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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