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家里对他最远大的期望，是像他父亲一样，当个电工。
除此之外没有更大的想象力。
父亲在黄帝陵煤矿当电工，那个县有500多个小煤矿，天都是黑黄的。他一直到上初中才走出村镇，去到黄帝陵煤矿生活，第一次去时，他看着一排排灰头土脸的宿舍房，震惊地问父亲：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城市吧！
父亲木讷，只说：嗯。
矿区的孩子打架斗殴，偷铁卖铜，他很快都学会了，那时他有过一个短暂的叛逆期。偷电缆电线也学会了，最狠的一次，一万多人的企业被偷停电了，偷错了，偷了总电缆。
架也是打的，领着一帮穷孩子和煤矿老板的孩子、包工头的儿子打，打完了再打，两拨人莫名地对立，泾渭分明的阶级分化。
他是村里干农活长大的孩子，生得粗壮，那时候有人让他帮忙收税，赶集时抓违章摆摊，人家可以每天给他几元钱零花钱。这他倒是拒绝了，再不懂事也是村里长大的孩子，知道那些摆摊卖瓜菜的人来自哪儿。
本性或许纯良，但生长的环境着实不好，初中同学里就有吸毒的，见他会画画，求他帮忙纹身，旧针头蓝墨水血嗤糊拉，第一次文了大象，第二次文了情侣坐在月亮上……那同学后来进过看守所，因为文身太可爱，被人揍惨了。
他那时有过恍惚，想到未来时有过隐隐的不安和不甘，但在那样的氛围里长大，脑子里只有混沌和空白，完全找不到着力点。
18岁之前他连技校都没考上，当不了电工，后来交钱上了陕西省艺术学校，三年中专，学美工。
家里人说，家底掏空了，我们仁至义尽就这么大本事了，你自己奔个前程吧。
他背着铺盖，懵懵懂懂地去了省城西安，车水马龙里吃惊得瞪大眼，紧张又贪婪地看。
每个人的年轻时代都有海绵期，他那时学东西特别快，很快学会了去隐藏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惊叹，以及分辨完红绿灯再过马路，他还学会了弹吉他，艺校里学的。
艺校里吉他特别多，一熄灯，男生盘踞一二楼，女生趴满三四楼，十几把吉他弹唱崔健的歌。
一仰头无数手和头，每唱完一首女生集体欢快叫唤。省城孩子走读，住校的大都是和他一样从小城小镇来的，穷孩子也有荷尔蒙，他们抱成团自娱自乐。
每天的睡前合唱顶多30分钟，而后迅速撤散，不然笨拙的校警和敏捷的校长会翻阳台抓人，屁股印上皮鞋印，一口一个地骂瓜。
从矿区来到艺校，他变得开朗了许多，品性慢慢地被新环境重新塑形，虽未最终定型，却搞出许多之前未曾做过的事来——比如，上第二个学期时，他养了一群小孩。
都是学杂技的孩子，最小六岁最大八岁，都和他一样穷，一样每月不到60块钱的生活费，都吃不饱饭，要命的是都巨能吃。那时学杂技苦，每天都要哭着把课上完，挨罚是寻常事，寻常人家怎么舍得让孩子遭那份罪，他们都是从最偏远的村镇里来的。
孩子和小动物一样，天然地懂得寻找保护者，半夜饿了，他们可怜巴巴地摸到他床前，轻轻摇醒他。
他心软，冒险偷东西给孩子们吃。楼下是小吃部，有个小天窗，三条床单拧成绳拴在他腰上，他悬空打转转，转进天窗。不敢偷值钱的东西，只敢拿辣子和花干夹馍，偷多少，孩子吃多少。
小吃部的老板一度很奇怪，这个干瘦的小伙子怎么总是来免费帮忙？水也不喝，给钱他也不要？
他那时学会了剪头，三块钱一次帮同学剪锅盖头，他卖打火机，帮人画作业，挣来的钱给那几个小孩加餐。孩子们喊他老大，把这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当爸爸，经常横七竖八地睡在他床上，舍不得离开他。
他的床那时是全学校最舒服的，他从毕业生那里讨来褥子，厚厚的六层，算是他和那帮孩子的餐厅、炕和沙发。
他和孩子们极能聊得来，大部分时候聊吃的，也有时候聊鬼故事，还有时候聊到他们学校的校花，是个话剧班的师姐，叫苗圃。孩子们共同的希望是能和校花说说话，他们还小，见过的美好的事物不多，艺校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他自己那时最头疼的也是吃饭问题，为了省路费，半年才能回一次家。每次带回的生活费都是散钱，父母牙缝里省下的。
为了省饭钱，他和同班同学李秋香、葛勇组成了饭搭子。三个人家里条件都不好，都不够吃，那就把钱都拿出来，不去食堂了，三个人自己做饭吃比较省钱。
女生宿舍有间空房，葛勇和他借来炉灶，负责做饭洗碗，李秋香负责买菜。那时候下课铃声一响，李秋香百米冲刺菜市场，买菜杀价风驰电掣，再百米冲刺回来。
两年下来，李秋香得了短跑冠军。
有人饱暖思淫欲，有人饱暖后思前途，三个人的饭搭子解决了吃饭问题，他开始琢磨明天。
那时他再次回家取生活费，告诉妈妈：我找到省钱的方法了，可以少给我一点儿。
妈妈哭，苦了我娃娃了，爸妈没本事，都供不了你上个大学，只能上个中专，都不知道你将来靠什么挣钱吃上好饭。
他安慰妈妈，中专就中专，起码有学上啊，放心我能找到办法让自己将来吃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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