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是自己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下去，曾国藩再将洪杨烧学宫、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话写了一段，他要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最后，曾国藩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再读一遍，读着读着竟大感失望。这篇写成的文字，与他盘腿坐在床上所想的那篇檄文，相差太远了。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行文上，都比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大为逊色。“超过”云云，从何谈起？既缺乏“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气势，又没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悲愤，更没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震烁千古的结尾警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几遍，一直到鸡叫，仍不能满意。他无可奈何地叹道：“看来这檄文，已让骆宾王登峰造极了，后人竟无可超过。”说罢又摇摇头，不服气地想：世上哪有不能超过的事！昌黎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莫非我的气势不如骆宾王？骆宾王不过一文人，自己堂堂三军统帅，反不如他！曾国藩百思不解，直到远远近近的鸡一齐叫起来，天已蒙蒙发亮，他才疲倦地放下笔，动手前的那股激奋情绪已消失大半了。
檄文写好后，曾国藩命大量誊抄，四处张贴，务使闹市僻壤，人人皆知。办好这件事后，他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
水陆两支人马，加上夫役在内近两万人，一旦开出衡州，全力以赴的事，必将是行军打仗。曾国藩想，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将要摆在克敌制胜方面，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朝中内阁那样的机构，处理诸如发放文书、调配粮草银钱、采买军需给养等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以供应粮草为主，曾国藩给他取名为粮台。粮台下设八个所：文案所负责处理上下左右往来文书；内银钱所负责调配安排湘勇内部水陆各营的银钱；外银钱所负责收发朝廷及各省各地拨、援、捐等银钱；军械所负责采买随军所用的各种器械，如军服、帐篷、马匹等；火器所专门负责采买以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侦探所负责情报侦探、军报传递；发审所负责处理勇丁内部及勇丁与百姓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案件；采编所专门采集编辑湘勇官兵忠义孝悌的材料上奏朝廷，以便奖掖忠良，激励士气；粮台委托黄冕、郭昆焘为总管。同时，还在衡州设一捐局，接纳各地绅商的捐助，此事便委托给内兄欧阳秉铨。
不久，衡州、湘潭两处船厂禀报，已建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又建造一艘特大的船，名为拖罟，以五六只船拖着前进，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同时还改造民船数十号，雇民船二百余号，以载辎重。到了咸丰四年正月底，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周密的安排下，都大体就绪，曾国藩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时，朝廷又下达一道紧急命令，令曾国藩沿湘江北下，兼程赴援武汉，曾国藩决定正月二十八日由衡州启程。
二十七日下午，曾国藩想起明天一早就要誓师北进了，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焚香盘坐在床上，闭目凝神，半个钟点后，心绪渐渐安静，于是他请罗泽南过来品茗对弈。罗泽南前些日子又恢复了一营营官之职，经过那次挫折后，罗泽南变得更加老练深重了。金松龄的营官一缺，则由曾国葆代理。在平时的相处中，曾国藩对罗泽南，与任何人都不同，总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空闲时间，二人常在一起谈些学问上的事。在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方面，曾国藩常自愧不如罗泽南。
曾国藩与罗泽南一局未终，亲兵进来禀报：门外有个年轻的读书人来访。曾国藩一向谦卑抑己接待来访者，尤其是读书人。他吩咐收起棋盘，传令立即接见。
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那人进得门来，在曾国藩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礼，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晚生王闿运拜见部堂大人。”
“足下便是王闿运？”曾国藩将王闿运细细地打量一番。见他很是年轻，约在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宽长脸，两只眼睛乌亮照人，身穿灰色粗布棉袍，头戴黑布单帽，脚着宽头厚底单梁布鞋。虽穿着朴素，却神采奕奕。曾国藩心中喜欢，亲热地对王闿运说：“久仰，久仰，不必拘礼，请坐。”
曾国藩“久仰”二字，并非寻常文人见面的客套话，他的确早就听说过王闿运其人了。那是王世全对他讲的：一日，一个要饭的老花子，持着“欠食饮泉，白水焉能度日”的上联，来到东洲书院求对，一时难倒了书院那些饱学之士。后来，一年轻士子以“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的下联对上了，才免去东洲书院之羞，此人便是王闿运。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聪明，现在，这个聪明的士子自己来了，他自然高兴。王闿运大大方方地坐下后，曾国藩问：“听足下口音，好像是湘潭一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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