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严重吗？大哥，你过虑了。”曾国荃不同意大哥对李臣章这批人的苛责，“他们说到底，只是一班兵油子而已，轻松饭吃惯了，不愿再做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农夫罢了。再说，大乱方平，你我兄弟，还有雪琴、季高、少荃都还在，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蹈长毛覆辙？”
“你说得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颔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少荃等人在，有异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十年八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精力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五十多了，你和少荃也都到五十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还只有李臣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凋谢后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孱弱。”
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督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疑，中枢无干练之才，而十八省督抚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两百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诽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地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急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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