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敷先生，可惜了，你为何不早说呢？”前吉字营统帅、现赋闲在家的一等威毅伯面露喜色地问。
“打下安庆时，我由庐山来到黄石矶，在紫荆观住了两个多月，本拟伺机进言，后在江边偶遇王壬秋。他说起大人连送他三个‘狂妄’的事，我只得打消这个念头。打下金陵后，我又去了栖霞山，后来看到湘军几乎被裁尽，大失所望，从此不想再见大人了。”
“广敷先生，事情难道真的可为吗？”严守自己信仰的理学名臣不自觉地发出了这个提问。
“怎么不可为？”陈广敷坚定地反问，“汤武革命，顺天倡义，三千年来史册赞不绝口。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赶鞑子，从来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人指责他们是叛臣。自从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年间，汉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只因康乾所谓的盛世带给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庆朝以来，满人之腐败日见明显。到了道光末造，外辱于四夷，内烂于十八省，神人共愤，才有了洪杨之乱。咸丰帝耽于酒色，荒废国事，女主垂帘十年来，举措倒置，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百姓莫不翘首盼望我汉家再出英雄，驱除膻腥，复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万雄兵，本可挟灭长毛之威，一举而克北京。只可惜大人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更加上大人禀赋拘谨怯弱，终于只为保己身及曾氏一门的安全而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失去了大好时机，辜负了亿万百姓的热望，为史册留下一桩永不可挽回的遗憾！”
曾国藩听了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奉行了几十年，一生沾沾自喜、以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忠君敬上，竟然被这个方外人讥为“小节”，难道说，读书千万卷，竟没有读通么？曾国藩茫然不解，曾国荃却说：“先生所论，实在高明极了。”
“大人，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山人我不得不直说了。一家一姓，国家兆民，两者相比，孰重孰轻，孰大孰小，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然而许多读书明理的大人君子却常常愚昧得很，他们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愚昧，并非识见不够，乃由于私心所充塞也。大人几十年来，孜孜矻矻苦读诗书，克己复礼砥砺品行，身先士卒统率湘军，夙夜匪懈以勤政事，但这一切，都被‘忠君敬上’所匡限。若在盛世，此诚可以附骥尾而行千里，伴丽日而照后世，可是大人生不逢时。今者，爱新觉罗氏置国家于水火，令兆民遭涂炭，朝廷正可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行将就木，大人欲灭长毛后而使满清中兴，岂不是缘木求鱼，又好比南辕北辙。孟子说得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吊民伐罪，征讨寇仇，有何不可？大人要问山人对您一生的批评，批评就在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千秋史册，或许会说大人是爱新觉罗氏的忠臣，但很可能不会认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伟丈夫。”
这一段话，说得曾国藩似有大梦方觉之感。他想起自衡州出兵前夕王闿运的暗室密谈，到金陵打下后彭毓橘等人的大闹公堂，其间不知有多少人说出推翻满人、自立新朝的话，但所有人的立论角度都与陈广敷的不同。他们都是从不能受制于人、要自己做皇帝的角度出发，谁都没有像广敷先生这样，从天下百姓的利益着眼。是的，广敷先生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大至公的道理，的确不能为一家一姓而牺牲国家兆民。可惜，这一切都晚了！也可惜，这一生六十个春秋，早已把大清朝忠臣的形象铸定，曾国藩不可能也不愿去改变了。
像看出了曾国藩心底深处的秘密似的，陈广敷又说出一番话来：“山人所言颇为急切，其实，十年前，壬秋先生为大人所谋划的自请入觐，对大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上上之策，可惜大人未及细究，便以‘狂妄’斥之。不是山人作事后诸葛亮，倘若大人当年少考虑些一己得失，多想些国家长远利益，毅然率师进京，实行兵谏，抬出‘祖制’这个尚方宝剑来，谅两宫太后不敢跋扈。肃相、恭王和大人内外携手，定可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决不会出现今日分崩离析之状。虽然依旧是满人坐江山，但百姓至少可过几天安宁日子；对大人来说，既是大清朝的忠臣，又是给百姓带来实惠的救星，日后在史册上的地位定然不低。”
曾国荃拊掌笑道：“广敷先生，你这些议论，句句都与我的心思暗合，你为何不早一点到江宁来呢？”
广敷叹道：“这都是天数。天数注定我华夏文明之邦要遭受劫难，这劫难大概在几十年内还不会消除······”
陈广敷正说得兴起，还想直言快语地议论一番，一眼看见曾国藩脸色灰白，额头上虚汗淋漓，头已歪倒在靠椅上，吓得赶忙停了嘴。曾国荃见状，惊呼：“大哥！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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