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欧，武比郭李，勋过裴王，是一代完人，后世楷模，不仅大清朝找不出第二个，就是古代也少有几人可以比得上。这些颂扬，他只是听而后哂之。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能望孔孟之项背，勋业也不足以跟裴王相比，用兵打仗其实是外行，不仅不能比郭李，就连塔罗彭杨都不及。至于他最为自信的诗文，冷静地检讨一下，也没有几篇可以传得下去的。后世文人永远记得韩欧，不一定能记得还有一个曾国藩。他自己认为，二十年来，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一靠对皇上的忠心，二靠别人的襄助。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他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以武功名世？那些人，绝大部分是他或识之于风尘，或拔之于微末，或破格委之以重任，用之任之，不猜不疑，让他们大胆地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具。他有时私下里也曾很得意地想过，人世间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才能，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自己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运用得自如，的确是一桩幸事。
现在，左宗棠以丰伟之功绩，处崇隆之地位，又兼目空一切之个性，加上不睦八年之特殊关系，从遥远的西北战场给他寄来情意真切的信，用“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优长，又用“自愧不如”来加以衬垫，的确是不偏不倚，不吹不捧，恰中肯綮，入木三分。他对左宗棠，能不钦佩感激吗？这八个字，他自认为可以受之无愧，也必定会得到当世的公认，后人的重视。不要说刘松山是自己派到西北援左的大将，就凭左宗棠这八个字，他也要不负老友所托，带病为刘松山写一篇文意俱佳的墓志铭。
他回忆着刘松山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来长沙投团练的情景，回忆着湘勇裁撤之后，刘作为后期重要将领所起的作用，想象着在金积堡战役冒矢冲锋，终于马革裹尸的悲壮场面。一时间，又从刘松山想到彭毓橘，从彭毓橘想到满弟贞干，想到罗泽南，想到江忠源，他心旌摇动，情不能自已。墨汁磨好了又干，干了又磨，大半天，仅只写得三百余字。他干脆搁笔，待过几天心绪平静下来再写。略歇一会，他拿出前些日子写好的那张条幅来。
这是写给纪泽、纪鸿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想着要给两个儿子留下点永久性的东西。通常的父母都为儿女留下金银田地，曾国藩不以为然。他对子弟们说，子孙贤，没有先人的遗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再多的家业也会败掉，而过多的钱财又恰好助长了纨绔习气。也有的父母为儿女留下几件珍宝，平时作为簪缨之族的象征，急难时可以变卖换钱。曾国藩自己从未积蓄过珍宝，除那尊玉寿星外，他的几件珍贵的物品，都是三朝皇帝所赏赐的衣料、佩饰，但他不愿将它们送给纪泽、纪鸿，他已捐给家庙，作为五兄弟的共同财产留给后世。
曾国藩认为真正的珍宝，还不是皇上的赐物，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考验，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子孙奉行这些家教，就可以成才成器，家族就可以长盛不衰。他认真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要对儿子所说的千言万语归纳为四条，并把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们悬挂于中堂，每天朗诵一遍，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他把这四条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改了两个字，自己觉得满意了，于是郑重其事地卷起来。
二月初四日，一大早曾国藩就醒过来了。这天是他一生中的悲痛日子之一。十五年前的二月初四日，他的父亲去世了。今天，他像每年的这天一样，早早地起来，想在父亲的牌位面前磕三个头，但病躯已不容许他下跪了，只得改成低头默哀。站了一会，他也觉得难以支持，便匆匆结束祭奠仪式，叫人搀扶着来到签押房。他先握起笔来，颤颤抖抖地记下昨天的日记，然后开始办理公事。
桌上堆放着一大沓公文，正中摆着几份等候接见的名刺。他把名刺拿过来，一一看了看。这些名刺中有路过江宁的朝廷钦差，有奉调离开两江的高级官员，有专来江宁禀告公事的下级僚属，也有纯来见见面聊聊天的旧雨新知。因为精神不佳，那些纯粹的官场应酬、毫无目的的闲聊，他一概婉谢，谈正事的也只得向后推几天。
打开公文卷，随手批了几份后，看见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报来的关于扩建铁厂的禀报，他对此很感兴趣。阅完全文后，立即批了四个字：“同意所请。”他想，这是件很大的事，还应该向朝廷奏报才是，遂又添了几个字：“等候皇太后、皇上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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