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下巡视
一、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
刺杀马新贻一案办得完美无缺，朝廷甚是满意，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郑敦谨、张之万、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郑敦谨打马回朝，江宁藩库又拿出两千两银子来作为程仪奉送，马家也来道乏，众人都很高兴，唯独曾国藩心里总觉不踏实。
曾国藩不再多过问两江庶务，不仅是因为他身体实在太衰弱，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教案给他的刺激太深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的委曲求全，是他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是朝廷，是整个中国的委曲求全，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丢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唐强国大邦的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了。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曾国藩立誓以自己的余生致力于早在十年前便已开创的“师夷智以制夷”的事业。这既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必经之路，同时，他也要以自己的实在有效的行动，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为国为民的实干家，使那些自诩爱国，其实不负责任，未有任何实际作为的清议派羞愧！
这些年来，除曾国藩外，朝廷大臣如奕、文祥，地方上的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对“师夷制夷”之事感兴趣，相继办起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用工厂，费饷浩大，成效均不甚显著，引起了以奕、倭仁为代表的亲贵和元老重臣的反对，双方论争时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西太后倾向于自办洋务，故奕、文祥这一派略占上风。
李鸿章是在封疆大吏中倡导洋务最力者。他精力充沛、办事精明，与洋人关系密切。他在办洋务中成绩最显著。金陵制造局是他一手办起的，天津制造局是在他的倡导下办的，福州船政局遇到阻力时，他竭力为之说话。由安庆迁到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李鸿章任江督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亲手批准将厂址由狭窄的虹口迁到开阔的城南高昌庙镇。现在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全国最大的军火轮船生产之地，不愧它的总局称号，的确起了总领天津、江宁、福州、兰州各局的作用。这些，都使该局的督办人容闳、杨国栋分外感激。曾国藩决定先到上海去视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给他们以鼓励推动，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曾国藩带着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和得意门生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兴致很好地踏上了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船上恭迎。五十多岁的杨国栋精力旺盛。这些年来，他是容闳的得力助手，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徐寿、华蘅芳更是找到了一个足以施展本事的大舞台。他们与容闳合作得很是融洽，彼此都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都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个使中国走上徐图自强的前无古人的伟业。
“雪村，我这是第三次坐你造的船了，真是一次比一次舒服。”威靖号劈波斩浪，在清亮的江面上飞速前进，曾国藩坐在临窗铺着雪白洋布的小桌边，笑着对徐寿说。第一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江宁后几天，曾国藩由安庆坐黄鹄号前去江宁。“黄鹄”二字由曾国藩亲自命名，他把它比作一只健翮凌空的黄鹄，这是中国人造的第一艘由蒸汽机发动的轮船。第二次在同治七年赴直隶前夕，容闳驾驶江南制造局造的恬吉号来到江宁，曾国藩坐着它从江宁到采石矶，又从采石矶返回江宁。一年来，江南局又陆续新造四艘轮船，曾国藩分别给它们命名为威靖、惠吉、操江、测海。
“我记得老中堂第一次坐黄鹄号时，热得中途换民船，故造恬吉号时，特别考虑到通风设施。第二次，老中堂坐恬吉号时说，不热了，也快了，就是颠簸太厉害。这次造威靖号、惠吉号时，又特别注意行驶的平稳。”徐寿高兴地回忆曾国藩三次坐船的感受，作为这几艘船的主要设计者，他实际上是在欣赏自己造船技术的一步步提高。
黎庶昌有意打趣说：“雪村兄，你忘记了，第二次老中堂是冬天坐恬吉号的，当然不热了！”
“哪里的话！”徐寿一本正经地说，“老中堂九月十六日登上恬吉号，那天天气反常地热，大家都只穿一件单长衫，二公子给老中堂带了一件坎肩，老中堂都没穿，怎么变成冬天了？”
看着徐寿这副认真的神态，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薛福成说：“雪村记得好清楚呀！”
“怎么能不记得呢！”徐寿将眼镜取下来，用绒布擦着镜片，满怀感情地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好日子？不怕大家见笑，我三个儿子的生日我一个都记不得，但由安庆到上海所造的六艘船，哪一艘哪天下水试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国栋、壬叔、若汀他们的心情也跟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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