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 一方菊花砚，凝结了维新志士的友谊
位于贡院大街的时务学堂，从早到晚，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抚台臬台学台时常前来学堂授课，南来北往路过长沙的官员士子、关心国事的商贾们纷纷前来参观，本来应是安静的求学之地，实际上成了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这正符合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心愿。他主持时务学堂，并不是要把它办成一个纯粹的读书讲学的书院，而是把它作为宣传维新思想，发现并培育维新人才的重要阵地。他的教学方式与众不同，正正规规的讲课时间不多，演说才是他的主要内容。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他主要是通过批阅其札记来启发思维，传播新知。梁启超今年还只有二十六岁，热情高涨，精力饱满。他要求学员每五天交一份札记。札记内容不限，大至对朝廷举措的议论，小至关于身边琐事的记载。他对每个学员的每篇札记都悉心批阅，动辄数百上千言，常常是他的批语比札记本身还长。他很娴熟地将札记所写的内容引导到维新变法的大主题上。昨夜有个名叫蔡艮寅的邵阳籍学员交来一篇论重建海军的札记，梁启超看后大加赞赏。
蔡艮寅字松坡，出身贫寒而异常聪慧。十三岁那年，学政江标到邵阳主持岁试，蔡艮寅的史学、词章答卷出奇地优秀，江标亲拔为秀才，又勉励他以乡先贤魏源为榜样，讲求经世之学，不可埋头试帖之中，功名不在科举。两个月前，他应考时务学堂，在高班中名列第三。梁启超认定蔡艮寅是大器之才，着意培植。他用一个通宵为蔡艮寅的札记写了一篇三千五百字的批语，超过札记一倍多。快要天亮的时候才搁笔，和衣在床上躺下。开早饭时仆役叫醒他，不到一个时辰的睡眠，他的精神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吃过早饭后，他把蔡艮寅叫到自己的备课室兼卧室里来。
梁启超提倡尚武精神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时务学堂在长沙城正式成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翰林熊希龄为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由署理按察使黄遵宪提议，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文总教习与西文总教习，又聘请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人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
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初级格算诸学四门功课。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及格算学。入学后的前六个月只读普通学，六个月后再各自选择专门学。除正式生员外，学堂还招收外课生（类似现在的旁听生），教师一样地为外课生批改札记。
学堂开办不久，即遭保守势力的攻击。后来熊希龄辞职，梁启超也离开了学堂，时务学堂的课程遂改弦易辙。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
蔡艮寅瘦瘦小小的，个头不及梁启超的耳根，但举止庄重，没有通常的未成年的孩子的羞怯感，使人觉得他有一种既聪明又稳健的禀赋。梁启超十分喜爱这个年轻的学生，热情地招呼他坐下，说：“你这篇札记写得很好，不过也有不少不妥之处，我为你写了一段长批，你回去好好看看，有不同的意见，尽可以提出和我争辩。《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又说辨之弗明，弗措也。时务学堂要贯彻这种学风，师生之间要有争辩，多争辩，则必然豁朗。”
蔡艮寅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札记簿，说：“梁先生的批改，我一定认真研读，若有不明之处，我也会再来向先生请教。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向先生讨教几个问题，行吗？”
梁启超说：“当然行，你说吧！”
蔡艮寅扑闪着黑亮的眼睛说：“孔夫子主张大一统，因为大一统可以泯杀机，而现在朝廷却要官员们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请问梁先生，这不是与孔夫子相违背吗？”
梁启超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对。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是由众小国而合为大国，见之美国、英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都是这样。孔子大一统之义，正是为此而发。泰西各国，其大政皆为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这是最善之法。而中国却相反，大事如海军，则南北洋各自为政，一小小的盗案却要送到朝廷去审定，这真是笑话。中国的法律若不整顿，不徒复为十八国，甚至有可能变成四万万国，国家权力之失，莫过于此。朝廷对此也没有办法，只好责之于督抚州县，希望一省一县自己去治理。”
蔡艮寅点头说：“梁先生是说这是朝廷无奈之法，我懂了。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孔子讥世卿制，以为它导致民权不伸，君权不伸。自秦以后废世卿而行选举之制，二权略伸，这是孔子的功劳，但流弊无穷，假使易之以泰西议院之制，则可能尽善尽美。请问梁先生，是这样的吗？”
梁启超微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不完全对。首先，说孔子讥世卿主选举，使君权民权略伸，但有流弊，这话就不对。凡行一制度，必须全盘实行才可，仅取其一二则不可。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怎么可以得到人才呢？至于议院之法，不必尽向西方求教，孔子在当时便已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见之于《春秋》者指不胜屈，你可将《春秋》好好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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