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桑治平回到太原后，将此次解州之行的详情向张之洞做了禀告。阎敬铭用世之心既未消亡，复出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这些年来之所以诏命数下而不应，除开先前的过节没有化除之外，关键之处乃在于他不知道太后将会如何安置他，会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太后挑明这一点，告诉太后：阎敬铭是个咸丰朝就做过藩司，同治朝就做过巡抚、侍郎的有功老臣，此番既然再次请他出山，宜拜协办大学士，至少应给一个尚书；否则，就不能表明朝廷敬老尊贤的诚意。
但如此重大的人事建议，是不能随便向太后提出来的，张之洞深知此中干系。今日朝中可以向太后进这种言的，只有恭王、醇王等几个很亲近的王公大臣。是否可以通过醇王来向太后转达这个意思呢？冷静地掂量掂量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张之洞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要么，将此意思告诉子青老哥，再请老哥寄信给醇王呢？绕一个这么大的圈子，也似乎过分了点。
反复斟酌后，张之洞决定不提这个敏感的事，而是以山西巡抚的身份，重提光绪三年阎敬铭在山西的业绩，以至于三晋父老至今仍不忘朝廷的恩德。又细细地说明阎敬铭前些年之所以未应诏复出，实因右臂麻痹、左腿痛风之故，并非出于别的原因。此次派人前去解州，亲眼看到阎敬铭腿臂风痹之疾已近痊愈，精力弥满，足可为国再担大任，且本人亦愿意为朝廷效力。
他将亲拟的这份奏折交人誊正后，郑重其事地放炮拜发，然后开始部署必须立即着手的几桩大事。
首先要做的是铲除罂粟，恢复庄稼。张之洞将它列为治理山西的头等大事。他把藩司葆庚请来，要葆庚主持这件事。
葆庚装了一肚子劝张之洞不要清查库款的理由，但张之洞就是不提清库这桩事。葆庚也就不便说，他以一副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巡抚说，铲除罂粟，复种豆麦是件很好的事，但这里面困难很大，农人也不是不知道豆麦的重要，但罂粟的收入要强过豆麦十倍，利益驱使他们弃道义于不顾，现在要他们丢掉这桩大宗收入，他们会有抵触。何况山西农人已多年不种庄稼了，许多农家的耕牛卖了宰了，种子也没有了，现在一时半刻叫他们从哪里去找耕牛和种子？
张之洞说，罂粟获利再多，也不能种下去。农人愚昧，只图眼前，不图将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这就需要我们来强行拨乱反正。本部院将向朝廷禀报此事，请来圣命，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都不能动摇；至于缺少耕牛、种子，可以向邻省去买。葆庚忙说，买耕牛和种子要大批银子，现在藩库紧绌，哪来这笔银子！
此事张之洞早已思虑良久。的确，眼下藩库的账簿上是拿不出这笔银子来，那银子又从何处出？山西积贫，简直找不到筹措这笔开支的任何法子。思来想去，还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清理库款上。凭着多年官场的经验，张之洞知道藩库里必有油水可捞。不仅仅是为着整饬吏治的长久目标，即便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必须清查藩库，而且还必须从中清出一笔银子来。否则，这个山西巡抚怎么做得下去！
为清库这事，葆庚已费尽心机。他比谁都明白，此事真正非同小可，一旦查出自己的问题来，必被革职查办，说不定还会抄家坐班房，自己的一生毁了不说，还要累及妻妾子女。一定要制止这个爱出风头的名士巡抚的沽名钓誉之举。王定安的计策不妨拿来试试。
“中丞，听说您要清查藩库账目？”犹豫片刻，葆庚还是提出了清库的话题。
“是的。”张之洞坦诚地回答，“山西藩库三十年来未清理过，真是咄咄怪事。普天之下，怕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我身为山西巡抚，怎么能容忍这种怪事继续存在？”
张之洞的答复如此斩钉截铁，葆庚一时语塞，迟疑片刻后说：“三十年来没有清查过，账目混乱，许多旧账已无从查起，如何着手？何况一旦认起真来，便要牵涉到好些个前任巡抚，岂不更麻烦？”
“葆翁放心。”张之洞胸有成竹地说，“清查起来困难很多，这是一定的，但事在人为，只要下定决心去做，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对历届前任的牵涉，我想自然免不了，将来要具体对待。凡不是存心贪污中饱，我看都可以不再追究，把账目理清楚就行了。如果有人在里面浑水摸鱼，把朝廷的银子和山西父老的血汗据为己有的话，张某人将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张之洞想起了曾国荃，他知道葆庚与曾国荃的关系非同寻常。为了让这位布政使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他特意强调：“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劳，如今有多高地位，我张某人都不会畏惧。只要真凭实据在手，我都敢参劾。”
葆庚的心震动了一下。张之洞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那些奏折上的文字如出一辙，果然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强硬汉子。看来要制止他不清库款是做不到的了，只有拿出王定安的中策来，若能接受，至少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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