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十九岁寿诞这天，《诏定国是》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章，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下诏定国是，向全国官吏百姓宣布变法维新。
由翁同龢拟稿的这份诏书，是古往今来中国帝王文告中少见的开明之作。诏书以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达了光绪愿与天下臣民共图新政以挽时局的决心：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立。因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这份诏书经在京提塘官的星夜加急传递及京报上的登载，很快便传遍全国，引起朝野巨大的震动。一向沉闷闭塞、安于现状的九州大地，突然间如同烧起一堆冲天大火，顿时噼噼啪啪、红红火火地闹腾起来。
诏书下达的第二天，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认为这五个人均为忠肝义胆、硕学远识，是维新救时之大才，宜破格委任，以辅佐皇上行新政而图自强。
光绪立即批准这道奏章，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火速进京，或交部引见，或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光绪将已批好的徐致靖奏章放在一旁，正要随侍小太监下发给军机处的时候，翁同龢进来了。
“皇上，刚才园子里来了人，太后请皇上明日上午去一趟园子，她有事要跟皇上说。”
听了这话，光绪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一下。光绪从小在慈禧威严的目光和呵斥声中长大，对慈禧已有了一种习惯性的畏惧和疏离。他之所以不喜欢皇后，并非因为皇后本人的不好，实在是由于对皇后姑母的反感而引起。每当夏秋两季，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就仿佛有种摘掉枷锁似的自由感，办起事来格外有胆量，有信心。一到冬春两季，慈禧回到宫里，光绪就如同被一个浓重的阴影所罩住，整天怯怯的，办事说话都提不起神来。变法维新已酝酿好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这时诏定国是，多半的原因，也是慈禧已离宫住园子的缘故。慈禧住园子时，光绪照例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进园请安。明天既非初一，也不是十五，为什么要我进园子？一种不祥之兆浮上心头，光绪脸上难得一见的兴奋之色立时散失，恢复了素日的憔悴苍白。
翁同龢将这一瞬间的变化看在眼里，怜恤之情油然而生，心里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试着问：“太后是不是冲着诏定国是这件事来的？”
“不会吧。”光绪终于回过神来，“十五日请安时，我已禀报过太后。太后说她不反对维新变法，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要我自己看着办。”
翁同龢进一步问：“太后说这话时，神态如何？”
光绪想了想：“跟往常请安时说话的神态差不多，没见她高兴，也没见她不高兴。讲了这两句话后，就说：‘没别的事吧？没别的事赶紧回宫去。今天谭鑫培进园子来唱《定军山》，得去准备准备。’我说没别的事，就退出来了。”
翁同龢说：“皇上放宽心好了，也可能是太后想见见皇上，随便聊聊，我陪皇上去。”
“翁师父，明天是您的六十九岁寿辰，家人和亲友都要来为您祝寿，您就不要陪我了。”
翁同龢每年过生日这一天，光绪不仅记得，还会打发身边的太监去翁家代他祝寿，并送上一份礼物。国家正处新政的开端，皇上日理万机，昼夜不息，居然还记得他的生日，翁同龢心里滚过一阵热浪，语声哽咽地说：“皇上万机之中尚记得老臣的贱辰，老臣感激莫名。老臣的贱辰可过可不过，陪皇上进园子觐见太后，却是万不可缺的。”
光绪说：“也好，有翁师父在身边，我心里就安定许多。我们今下午就动身，明天一早见过太后后就回城，不会误了晚上的寿筵！”
翁同龢激动地说：“皇上太为老臣着想了，老臣心里真过意不去。”
黄昏时候，翁同龢一行陪同光绪来到颐和园，住进了仁寿殿。晚饭后散步时，翁同龢发现庆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刚毅都在园子里住着，他觉得情况有点不大对头。晚上，仁寿殿的小太监告诉他，八十岁的大学士徐桐已在园子里住下四五天了。翁同龢听到这个消息后，更觉意外。四十年前，徐桐和他同为同治皇帝的师父，此人迂执拘泥，与他性格上合不来。后来翁同龢出任光绪师父，他没有出任，于是与翁嫌隙更深。两年前，他拜体仁阁大学士后，因年事太高，对朝廷上的事便一概不管了，平日里闭门著书。徐桐恪守理学和祖宗家法，仇视西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与倭仁一道被朝臣称为前后两个有名的守旧大学士。
徐桐、奕劻、荣禄、刚毅，他们同时来到园子里，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在翁同龢的脑子里盘旋大半个夜晚，他已隐隐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力量在压着他，压着他和皇上正在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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