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吴永离开武昌两个月后，一道关于废除大阿哥的上谕颁发下来。张之洞心里欣慰：太后尽管糊涂迷误过一段时期，但毕竟还是醒悟过来了。
是的，这次亲身遭逢的巨变，的确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创伤和刻骨的刺激，严酷的现实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为了挽回丧失殆尽的人心，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从的军机大臣草拟以皇上名义下达的“罪己诏”，又在批准和约的上谕里再次表示“自责不暇，何忍责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为客卿的英国人赫德所上的条陈。这位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极为诚恳的语言劝告太后，西方各国绝不是要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只是希望中国改弦易辙，实行新政，奉行和他们一样的国策。赫德请太后早日回銮，今后只要认真实行改革，中国是可以富强的；中国富强了，与世界各国也就相安无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这位洋朋友的建议，一面筹备回銮北京的准备，一面筹谋实行新政，并明诏国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变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又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对有关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向朝廷提出有关变法改革、除旧布新的建议。一时间，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维新”之剧又重新上演，只是戏中的主角由皇帝变成太后而已！
庚子年的这场惨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会痛心疾首，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国灭种，只有变法一条路。相对于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夏天来说，这次的变法，在表面上已经是没有反对派，大家咸与维新了。在新一轮的变法高潮中，最为积极也最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当首推既有新政实质又有“中体西用”理论主张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次则为对办局厂办新军有兴趣的硕果仅存的湘军元戎两江总督刘坤一，另一个则是办新军大有成绩，又在镇压拳民中崭露头角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们都在组织一批智囊文胆，切磋研讨关于变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凯多次向张之洞写信，以晚辈自居，请他牵头，选择几个有影响的督抚会衔上奏，共同提出关于新政全局的建议来。因为有吴永的那番话，张之洞不理睬袁世凯的示好，而主动与刘坤一联合，希望以他们两人会衔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马一生一向以战功自炫的刘坤一，晚年目睹湘淮军在洋兵面前屡战屡败的现状，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进京师，帝、后弃逃，在刘坤一看来，这无异于亡国，是军人的奇耻大辱。他欣然赞同张之洞的建议，愿意为中国的复兴，与张之洞一起担当这个重任。
经过两三个月的起草修改审订的过程，关于新政的三个奏折产生了。第一个折子名曰《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此折提出变法图强、以人才为先的主张。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并提出育才兴学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举，停置武科举，奖励游学。第二个折子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此折从十二个方面提出对中国旧的法规法则加以改革，即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考核官员并增加俸禄，改进官员铨选，取消书吏和差役，改善刑狱，筹八旗生计，裁撤屯卫、绿营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应当采纳的切实有用的西法有：广派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良农业，提倡工艺制造，制定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货币改用银元，征收印花税，推行邮政，多译各国书籍，等等。
第二折的除旧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审慎地遵循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理论：关于本体的方面，即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仍得坚持，不能改变；西法西艺，均作为功用而被引进，以促使本体的健壮强大。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温和中庸，内容上的切实可行，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上奏者的地位资望，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朝廷执政者的一致认可，成为事实上的新一轮新政的实施大纲。这些变法设想，通过以后的一连串上谕，向全国各地陆续颁发推行。
张之洞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加速发展湖北的洋务事业，在两湖各府县广设各式新学堂，大量派遣官费生赴日本留学。他又在湖北扩大新军，湖北新军按全国统一军制，将军队编为一镇一混成协，即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五千余人，全部用新式枪炮及西洋器械装备，聘请德、日教官充当军队教习。配合新军建设，又在武昌办起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和陆军小学堂。这三所军校担负起培养新军各级武官的责任。与此同时，张之洞又拟在武昌创办火柴厂、水泥厂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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