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
杨度真正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一切经济来源被断绝了。成了政府的通缉犯，自然也就没有俸银了。先前，供应他庞大开支的主要还不是俸银，而是湖南华昌炼锑公司汇来的红利。这一年来公司不景气，赢利极微，每次汇来的红利都是勉强凑起的。自从蔡锷在通电中宣布杨度为帝制祸首后，公司的股东们就趁这个机会不给他寄钱了。杨度对此亦毫无办法。一家老老少少十来个人，每天的开支不少，东拼西凑到了眼下，已经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再就是报上天天登谴责他的文章，敦促政府迅速逮捕帝制余孽，切不可心慈手软。还有一些小报的记者、茶楼酒肆里的有闲好事之徒，常常登门来问这问那，弄得杨度天天烦躁不安。更有一些不懂事的邻里小孩子，在仇人的教唆下，对着杨宅整日里大喊大叫，什么帝制祸首啦，袁氏走狗啦，真是不堪入耳。
杨度如处荆天棘地之间。他想离开北京。青岛原有一套房子，袁世凯一死，房子便被当地政府没收了。此外他再无其他房产。当然可以去买房，但现在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哪有大宗的款项去买房子！这个时候，杨度不由得佩服起袁世凯来。袁当年罢职回籍，一大家子百余口人生活得优游自在，靠的就是他平日积累的庞大的银子在起作用。倘若当初那二十万银元不去赎富金，而是以杨钧的名义存入湖南的银行里，此时就派上大用场了，现在则是人财两空。荒唐，真是荒唐！
百无一策之时，他想起了千惠子临别时赠送的腰刀来。当时千惠子说过，滕原家族的这把特制腰刀，刀柄上的北斗七星是用七颗名贵的宝石镶嵌的，缓急之间可以变卖做个用途。
自从离开日本后，转眼间将近十年过去了，除开收到美津子的那封信外，杨度再也没有得到千惠子的一点儿消息。他猜想，千惠子一定是嫁给陪她出国读书的那个表哥了，那表哥大概也不错。既然已成家，出于对丈夫和小家庭的忠诚，千惠子也不想旧事再提、旧情重萌。杨度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无论是对千惠子本人，还是对滕原家族，对田中龟太郎老夫妇，以及对千惠子的小家，这种举措都是明智的、得宜的。杨度在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千惠子。爱她，就要为她着想，希望她一生幸福。正是因为这，杨度也不再托人到东京和横滨去打听千惠子的近况；也因为这，杨度一直珍藏着这把腰刀，就是到了今天这般田地，他仍不愿意把这把腰刀拿出去变卖。
天无绝人之路。杨度在落难之时遇到了救星。这救星是个与他素无往来的人物—安徽将军张勋。
张勋是江西人，出身贫贱，小时做过曾国藩的朋友翰林学士许振祎家的书童。因为犯事，被许家赶了出来，无奈何在长沙投军吃粮，隶属于湘军宿将苏元春部下。打了几年仗，升了参将，后又被袁世凯看中，调到小站，充工兵营管带。再后随袁到山东，因镇压义和团卖力而升至总兵。又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张勋虽不通翰墨，却长得仪表堂堂，很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临死之前升他为云南提督。辛亥革命前夕，他任江南提督，驻浦口。革命党进攻南京，他死守雨花台不放，战败后逃到徐州。朝廷不但没有撤他的职，反而升他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以一书童出身的武夫而做到封疆大吏，张勋对朝廷感恩戴德。尽管民国建立了，大总统袁世凯对他信任有加，但他和他的武卫前军的大小官兵们一律不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于是，他的武卫前军被人们称之为辫子军，他本人则被称为辫帅。他对这种称呼欣然受之。
看到民国建立后这几年政局混乱、人心不稳，张勋一直存着复辟清王朝的梦想。他设想着，若由他之手将被推翻的清王朝再扶起来，既报答了慈禧太后的恩德，又能操纵朝廷。作为一个功臣，将流芳百世；作为一个权臣，可以与伊尹周公媲美。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必将超过孙中山、袁世凯。
张勋把这个复辟大业构想得十分美妙，因此他对主张君宪者素有好感。在全国都申讨帝制余孽的时候，他以前清大臣、洪宪一等公爵、安徽将军的贵重身份公开发表谈话。说无论主君宪还是主民宪，无非是一种政治主张罢了，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故筹安会等人无罪，不应该在帝制失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他呼吁政府取消对杨度等人的通缉。
张勋的谈话在报上公布后，给杨宅老小及寄居在此的夏寿田带来很大的安慰。就在这时，张勋又以个人名义给杨度寄来一封信，盛赞他是宪政人才，只是时运不济，无法施展。又请他入幕赞襄军务，还说天津有一座空宅，可以搬到那里去住。
处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之际的杨度，对张勋此举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回信给张，说接受好意，将家小迁到天津，但心绪不佳身体不好，暂不能赴徐州就任。张勋很大方，立即派人进京，将杨度一家接到天津海河边一座很有气派的洋楼居住，每月送三百元薪金，并不要求他去徐州。杨度一家连同夏寿田便在天津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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