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
军政
第一 省兵
宋以养兵敝其国，拥百余万之兵，所费居岁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战，稍有识者未尝不衋焉忧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积重之势，非豪杰不足以返之。而当时士大夫习于偷惰，其心力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请先述当时诸贤所论养兵之弊，次乃及荆公省兵之策（下所录者虽颇冗长，然读此方能知当时法之极敝，不得不变。又以见荆公保甲法与省兵相辅，而攻之者为无理取闹也）。
仁宗嘉祐间知谏院范镇上书云：
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
欧阳修亦论之云：
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梃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亦论之云：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浙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士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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