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元丰八年三月，神旨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遂尽废新法，且窜逐神宗朝旧臣，今记其略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市易法。
同月，罢保马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罢青苗法。
三月，罢免役法。
四月，罢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窜邓绾、李定于滁州，窜吕惠卿于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罢明法科。
五月，窜蔡确于新州。
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不复枚述。一言蔽之，则当时于熙丰所行之事，无一不罢；于熙丰所用之人，无一不黜而已。范纯仁尝语司马光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诸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见《宋史》纯仁本传）昔光尝奏对神宗，谓安石贤而愎。夫光之贤，吾未知视安石何如，若其愎则何相肖而又加诸厉也？而新法遂从兹已矣。
新法之当废与否，吾于前数章既详论之，不再赘。而据俗史所纪，则谓元祐初政，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夷动色者也，吾不暇与之辨。请引先儒之说一二，助我张目焉。陈氏（汝锜）《司马光论》云：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尝试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复商订，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积岁弥月，乃始布为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长深宫，懵于闾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计害，原始而究终，法未布于方内，而情伪已了彻胸中如列眉。故虽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执政，下逮监门，竞苦口焉，而不为中止。虽其间奉行过当，容有利与害邻而实与名戾者，要在因其旧以图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厉民，而上不失先帝遗意，斯宵小无所乘其间，而报复之祸无从起矣。安在悻悻自用，尽反前辙？前以太后诸人争之而不能得之于神宗者，今以范苏诸人争之而亦不能得之于君实。一有逢己之蔡京，则喜为奉法，盖先帝肉未冷，而诸法破坏尽矣。是欲以臣而胜君，而谋之数十年者，可废之一朝也。是谓己之识虑为能贤于先帝，而昔以为良法，今以为秕政也，不大横乎！孔子何以称孟庄子之不改父臣与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为君，岂政由宁氏，听穿鼻于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终身守之，而不与手实鬻祠俱报罢乎？且元祐之铲除更张无孑遗，而所云百世不可变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灵，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为，告之宗庙颁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废阁先帝行事，是吕后之所以灭刘，而武后之所以篡唐为周也。人臣而可挟母后之权弁髦其主，是徐纥、郑俨、李神轨之共相表里而势倾中外也，尚可训乎？况元祐之初，嗣君已十余齿矣，非遗腹襁褓而君者，朝廷进止，但取决于宣仁，而嗣君无与焉。虽嗣君有问，而大臣无对，此何礼也？苏子容危其事，每谓诸老无太纷纭，君长谁任其咎？而哲宗亦谓惟苏颂知君臣之礼。盖哲宗之藏怒蓄愤，已不在绍圣亲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报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时矣。何者？人臣而务胜其君以为忠，岂人子而不务继述其父以为孝？上见其意，下将表异：一表之于章惇，而羁管窜逐无虚日；再表之于蔡京，而为妖为孽，外假绍述之名而以济其私，而宋事不可为矣。君实不当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不虑终，不稽敝，乃举而委之于天。”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天可幸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则太甲之颠覆典刑，为天实祚商；而汉惠帝之与曹参辈，守划一而清静焉，为天不祚汉矣。
王氏（夫之）《宋论》云：
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绍圣改元以后，其进小人，复苛政，为天下病者，勿论矣。元祐之政，抑有难于复理者焉。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则元祐之所为，矫熙丰而抑未尝不效之，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呜呼！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天子进士以图吾国，君子出身以图吾君，岂借二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必将有其事矣。事者，国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图边疆也，其施于民者，视其所勤而休养之，视其所废而修明之，拯其天灾，惩其吏虐，以实措之安也；其登进夫士者，养其恬静之心，用其方新之气，拔之衡茅，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岂徒绍圣哉？元祐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刘器之谏觅乳媪，而以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勿以署废而已，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自是而外，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其进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丰所贬斥之人，皇皇然力为起用，若将不及，岂新进之士，遂无一人可推毂以大任之？树百年之屏翰者，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遂可无旷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频年岂无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岂无冤民？而清问不及。督行新法之外，岂无渔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触忤安石之余，岂无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复败孔棘，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契丹之岁币屡增，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则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疆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惟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吾诚养君德于正，则邪自不得而窥；吾诚修政事以实，则妄自无从而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则徼功生事之说自息；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拔贤于难进之侣，为国家储才于百年，则奸佞之觊觎自戢，而善类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然则使元祐诸公，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未见其有所谓理也，气而已矣。——气一动而不可止，于是吕、范不协于黄扉，雒、蜀、朔党不协于群署，一人茕立于上，百尹类从于下，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宋之犹有国也？而绍圣诸奸，驾驷马，骋康庄以进，莫之能御矣。反其所为者，固师其所为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无然矣。当其时，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祸，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乃恣通国之精神，敝之于一彼一此之短长，而弗能自振。呜呼！岂徒宋之存亡哉？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立乎今日，以复考哲宗之代之所为，其言洋溢于史册，以实求之，无一是当人心者。苟明于得失之理，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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