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秦汉时期的铜车马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造车子的人，生怕别人不富有而不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杀伤力不强而不买他的箭。他们这样想是真的对别人心存爱憎吗？不是，实际上是技术、职业的缘故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由此我们便可明白为什么当世那些心怀高远之才一读纵横谋略之书后便巴不得天下大乱；一旦通晓兵法战略，便希望发生战争了。这是向来就有的说法，也是人之常理。正因为如此，孔夫子在探究其根本之余，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著《春秋》以光大王道；述《孝经》以褒奖德行。我们讲防微杜渐，就是说要有所防范。这也是圣人著述的根本意图之所在。
然而，制定方针、政策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问题时必然会祸乱国家。到了那个时候，又该如何应对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因循守旧会成功的。夏、商、周三代礼数不同，春秋五霸法令各异。这并非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避免出现相同的弊端、错误。正因为如此，尽管国家的风貌相似，但治理之道却并不相同；圣人、先哲虽然风格相近，但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依据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而成就自己大业的表现吗？在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仿古铜彩牺耳尊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都是由社会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因此，古人治国之道主要有以下三种选择：王道者采取教化的方法；霸道者则采用强力威慑；强道者采取强权胁迫的办法。之所以如此，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替换。管仲曾说：“圣人应该顺应时势，而不能逆时而动。智者虽然精于谋划，但终究不如顺时而动高明。”邹忌则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查缺补漏的。适合时宜的话就运用它，一旦过时就舍弃它。”依此来看，应当实行霸道时却以王道去教化，结果总会适得其反；应当重视强权却以霸道去威胁终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分崩离析，这时却要遵从先王的传统，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好比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此地的落水者，或是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可以是可以，可这是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是一种黑白夹杂，并不单纯诉诸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之道只求最终结果，并不关心过程；只强调宏观大局而并不在乎细枝末节。尽管这种治国之道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尧、舜、禹，但在稳定时局、平定动乱这一点上，二者却是相同的。我担心有的儒生太局限于书本而不懂王道和霸道的真正区别，所以专门著述长短术，用以分析变通之理，共立题目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把其命名为《反经》。本书旨在探讨如何巩固统治基础，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所述各篇，也都是借鉴前人经验教训的深谋远虑，经邦济世的上上之道。我并非以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之所以写下我的见解，是为了抛砖引玉，以待后世的英哲才俊们继往开来。如果有在位的帝王能看到这本书并去仔细研读，那便是我莫大的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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