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一兔可分一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如果可以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由此评价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如果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可以用此鉴定一个国家兴衰败亡；而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如此一来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六主”呢？
东汉末史学家荀悦说道：“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这样的君王叫做‘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凡事身体力行，勤学好问，行事时遵循仁义的原则而不感情用事，这样的君王叫做‘治主’——能带来一个开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欲，为治理天下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人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时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样的君王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成为存主的关键是能够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致使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以公谋私，施政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为依据，这样的君王就是‘衰主’——走上穷途末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无限扩张，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守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用国家财物赏赐亲信的程度超过了公共事务方面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有法不依，文过饰非，有错不改，不听忠言，滥杀直谏的忠臣，这样的君王是‘亡主’——亡国的君主。”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危难尚可勉强保全，而一旦有难就危险了；于“危主”而言，没有国难就不错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那么什么又是所谓的“九风”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过：“上级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磐石，不被外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礼教风尚没有统一，为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端，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道：“国王虽然年迈仍然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君臣为了荣誉争来争去，朝中则是大臣争功，士大夫争名，老百姓争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高级官僚私欲泛滥，下级官员作恶多端，法令不定，政出多门，这是 “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道：“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法律废弛，不依法办事，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把奢靡当作繁荣，把骄纵视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视作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乱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五胡乱华，这是历史的明证。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却是为了捞取好处，把鱼肉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大臣只想着俸禄，不进忠言，亲信、随从怕得罪上司而不敢说真话，下面的真实情况难以传达到中央，这才是最大的隐患。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面反映意见，枕边风一吹便用，有法不依，各行其是，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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