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日本的大队人马来了。
日本的汽车在村头停下。日本汽车马力大，庄稼地可以通过。汽车在村头一停，从车上“呼啦”“呼啦”跳下六七十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开始包围村子。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的日军指挥官，是一个叫若松的中队长。看着日军在包抄村子，他仍坐在驾驶室里不动。若松是日本陆军学堂的毕业生，今年三十九岁，来中国已经五年了，先在济南日军参谋部呆了三年，后来战线扩大，参谋部人员裁减，他被派到这支部队当了个中队长，随部队从济南到开封，又从开封来到这个县城。
这个县城总共驻有一个日军中队，实际上他成了这个县城的最高指挥官。若松个子低矮，声音尖锐，但他不轻易说话。在参谋部工作时，他负责向司令长官抄送电文。送了两年电文，司令长官没见他说过一句话，从来都是敬礼放下电文，扭身便走。
有一天司令长官想起这事，问参谋长官：
“那个送电文的若松先生，是不是个哑巴？”
参谋长官答：
“他不是哑巴，就是不爱说话！”
其实司令长官也就是随便问问，参谋长官便以为司令长官不喜欢若松，嫌他不机灵，送电文就换了一个人；后来参谋部裁减，便把若松派到了部队。派到部队后，若松仍不爱说话。平时吃饭睡觉不爱说话，战场上打仗也不爱说话。他越是不爱说话，他手下的士兵越是害怕他。战场上指挥，冲锋时，他挥一下指挥刀，队伍“哗”地一下就冲了上去；该撤退时，他向号兵摆一下手，号兵吹撤退号，队伍“哗”地一下就撤了下来。包括杀人，别的日本人用刀子砍人，挥起刀子，“呜里哇啦”地喊一声，才砍刀子；他却一声不响，就把刀子削了下来。在部队驻地，他的军营特别肃静，士兵们正围在一起说笑话，他走过去，士兵们的嘴马上就闭上了。
由于他军阶较低，不够往中国带家眷的资格，部队在开封驻扎时，他也随几个同军阶的军官，换成便服，装成中国人，去偷偷逛过妓院。别的军官一场妓院逛下来，妓女马上就知道是日本人来了。而接待若松的妓女，直到事毕，还以为是接了个中国商人，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他仍是一言不发。据熟悉若松的人讲，若松在年轻的时候，是北海道一个很有名气的足球队员。踢球时就不爱说话。
后来考大学没考上，上了陆军学堂。对战争的看法，若松是这样，他弄不懂“东亚共荣”的大道理，但他对自己要千里迢迢到别国去打仗感到很恼火。这个恼火他不敢发泄到自己上司头上，就转而发泄到战场上的敌人身上。敌人不顽抗，战争早早结束，他就可以早早回国。所以他最讨厌负隅顽抗的敌人。抓住顽抗的敌人，他一刀砍下去，眼都不眨。
可他对投降日本的中国人，又很看不起。在县城，他对维持会长，对警备队长塌鼻子，就非常冷淡，很少与他们说话。弄得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脾气古怪，似乎怎么做都对不住他。包括一些日本军官，都不愿与他共事。但若松很喜欢孩子。见了孩子，比见到大人和蔼得多。在县城驻军，他时常换便服上街去逛，碰到中国小孩，他就高兴地笑，弯下腰给人家发一粒糖。这时说话，说：
“米西米西！”
一次若松又在街上走，碰到个中国卖菜老头，带着一个流鼻涕水的小丫头。若松便拦住人家，与小丫头说话。碰巧这天若松没有带糖，就顺手把自己的礼帽摘下来，戴到小丫头头上，看着笑，用日本话尖锐地说：
“送给你，戴着玩吧！”
小丫头不懂事，倒不害怕，把这个担菜的老头给吓坏了，听他说日本话，知道是日本人，以为要用一顶礼帽诈他一担菜，忙趴到地上给若松磕头：
“太君，不能这么办，一担菜你不在乎，这可是俺全家的饭辙呢！”
若松听不懂中国话，不知道老头子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是因为他给了小丫头一顶礼帽感谢他，趴在那里磕头。磕头感谢，又把若松惹恼了，觉得老头子没骨气，一脚就把老头子鼻子踢流了血：
“你的大大地坏了！”
这下老头子更害怕了，以为若松定要诈他的一担菜，顾不上擦鼻血，又跪下磕头，把若松弄得也没办法，只好叹口气走了。后来全县城传闻若松要用一顶帽子诈人家老头子一担菜，弄得维持会长、警备队长塌鼻子都糊涂了，说：
“看平时若松不像爱财的人，怎么相中了老头的一担菜，真是个怪人！”
这天清早，若松接到日本家里一封信。是他妻子写的。他妻子原来是个幼稚园阿姨，后被征到日本军工厂当工人。妻子的信，无非是“家中都好”、“保佑你平安”之类的话。但信中还夹着一只纸折的小蛤蟆，一拉就动。妻子在信中说，小蛤蟆是七岁的小女儿折的。看那蛤蟆的模样，若松断定不是女儿折的，但若松仍拿着那只小蛤蟆，“嘻嘻”笑着看了一天。勤务兵一天给他送三次饭，见他总拿着一只纸蛤蟆笑，不知他又犯了什么精神病，悄悄把饭放下就出去了。到了傍晚，一个小队长匆匆跑到他屋里，喊了一声“报告”，看他正看蛤蟆，就不敢再说什么。等若松把蛤蟆看够，才扭回头看那小队长。小队长忙又敬了一个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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