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三）】
喂牲口的黄瓜嘴倒了大霉。黄瓜嘴姓吕，叫金玉。由于嘴长得像雷公，小时候大家就叫他黄瓜嘴。自合作化以来，黄瓜嘴一直在村里喂牲口。解放前民国时期，村里人有贩牲口的习惯，黄瓜嘴他爷和他爹，都是牲口贩子。
常到张家口、内蒙古一带贩毛驴。到了黄瓜嘴这一辈，没有毛驴可贩，才喂了牲口。在黄瓜嘴家几辈人里，他爷爷聪明，贩毛驴带回一个蒙古姑娘，后来成了黄瓜嘴的奶奶（现也已作古）；他爹愚笨，贩牲口常查不过数目；到了黄瓜嘴又聪明，三岁就知道把别人家的凳子往自己家搬。黄瓜嘴小时候村里办过一个月公学（许布袋做村长的时候），黄瓜嘴跟别的孩子在那里上过一个月。
别的孩子什么都没学会，他却学会了“九九归一”，端着算盘在街里打。解放以后，他娶妻生子；到了合作化，他喂上了牲口。刚实行合作化时，大家的牲口拉在一块，谁也不愿意喂它们，说夜里得起来添草，耽误瞌睡，黄瓜嘴却愿意喂，不怕夜里起来。为这村里支书赵刺猬还发给他一个“模范民兵”的奖状。
后来证明，在村里喂牲口是最轻的活计，整天在屋里呆着，不用下地，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白天牲口、人都下地干活，黄瓜嘴就端着一个水烟袋在牛屋院里转，后来渐渐养得胖了。
奇怪的是到了六〇年，黄瓜嘴却不知怎么除了喂牲口，又当上了大食堂的会计。牲口的料可以偷吃，大食堂的红薯片可以偷吃，这年村里饿死许多人，黄瓜嘴家的人一个没有饿死。
只是在一次偷豆面的时候，被主持食堂的赖和尚抓住了，赖和尚便让民兵把黄瓜嘴吊到梁上用皮带打。到了半夜，民兵睡着了，黄瓜嘴解下绳索跑了。当天夜里带着一家人到山西逃荒去了。到了山西，倒是在那里饿死一个小女儿。一直到六三年他才又带着全家回来。虽然在山西饿死了一个小女儿，但他在那里却学会一门手艺：做木工。回来后一开始到地里干活。
但他利用晚上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小饭桌给赵刺猬送去，几个月之后又喂上了牲口。“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瓜嘴仍喂牲口。村里成立了战斗队，黄瓜嘴就参加了赵刺猬的“锷未残战斗队”。本来黄瓜嘴家在四队，三队四队是赖和尚的地盘，赖和尚成立“偏向虎山行”以后，他应该参加“偏向虎山行”才是，可他记着六〇年赖和尚把他吊在梁上打，逼他到山西逃荒，在山西饿死一个小女儿的事，所以他不参加赖和尚的“偏向虎山行”，仍留在“锷未残”。
如果是个一般人，不管他参加“锷未残”还是参加“偏向虎山行”，赵刺猬和赖和尚都不会在意，但黄瓜嘴是个聪明人，所以他参加“锷未残”，对赵刺猬帮助很大。他会木工，可以做语录牌贴墙报；他虽然只上过一个月学，识字不多，近来却又学会用木匠尺子比着描美术字。赵刺猬很高兴，觉得黄瓜嘴不错，有时半夜吃“夜草”，还让人到牲口院把黄瓜嘴叫来。赖和尚却对黄瓜嘴恨得牙根疼，骂道：
“他身为四队的人却当了叛徒，六〇年他偷豆面那会儿我怎么没把他打死？”
后来村里又成立了李葫芦的“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副团长卫彪也是四队人，他见黄瓜嘴是个人才，自己团势力又小，便与李葫芦商量，想拉黄瓜嘴参加自己的“造反团”。李葫芦当然同意。所以一天夜里卫彪就到黄瓜嘴家里去，对黄瓜嘴说：
“老黄，今天来不为别事，想动员你参加我们的‘造反团’！你不是恨赖和尚吗？我们这个团就是专门对着赖和尚的！参加我们吧，赵刺猬是土鳖一个，成不了大气候，跟着他有什么意思？”
黄瓜嘴当时正在做一个长条板凳，一边继续在木料上打墨线，一边回答：
“成了成不了气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清楚的。你们团当然也不错，我也想参加，只是这边赵刺猬对我不错，天天拉我吃‘夜草’，我要马上翻脸不认人，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再说你们团不是有葫芦当团长吗？有他就行了，他过去卖油，头脑清楚着哩。前年我欠他四两油钱，大年三十来找我要账，像地主逼债一样！他厉害，我不敢跟他在一起！”
说完继续打墨线。结果不欢而散。卫彪回来向李葫芦汇报，李葫芦也很生气，说：
“他现在威风了，他不就是喂个牲口吗？他欠我油钱，我不找他要就对了？看他说话的口气，离了他，咱们团就搞不成了？谁一出戏不能唱到天黑，咱们走着瞧吧！”
虽然说“走着瞧”，但现在人家是“锷未残”的红人，“锷未残”势力又最大，李葫芦、卫彪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这时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因为是忆苦思甜大会，全村虽然分成了三派，但这个会得在一块开。由于大家要在一起开会，所以三派的头头得先在一起碰个面。碰面是在牛寡妇家，由三派分摊东西，大家在一起吃一次“夜草”，一边吃一边商量。这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村里三头目第一次正式碰面。当天的“夜草”是烙饼卷鸡蛋。但烙饼快吃完，大家还没有商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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