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归真
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跟着父亲一齐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载着的沉重而又沉痛之历史记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生研判，是冠状动脉梗塞。二日一早，父亲原拟南下参加高雄加工区落成典礼，参谋吴祖堂来催请，才发觉父亲已经倒卧不起。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到马继援将军家中赴宴，回家后，大概凌晨时分突然病发。
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当晚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天明。父亲骤然归真，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父亲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们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跟着父亲一齐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载着的沉重而又沉痛之历史记忆：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国共交战。我感到一阵坠入深渊的失落，像父亲那样钢铁坚实的生命，以及他那个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时代，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成为过去。
父亲在台湾归真，是他死得其所。他一生奋斗，出生入死，身后葬于台北六张犁公墓，那是他最终的归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伊斯兰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代。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解放军随时可以渡海。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交战，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入台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老死异国，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回台湾，是向“中华民国政府”报到归队。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党国”，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
父亲出殡那天，军人特别多，上至将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对父亲表达了一份由衷的崇敬，这也是数十年来父亲在军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亲被尊为“当代最杰出战略家”，“诸葛”盛名，并非虚得。
前来祭悼的，还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与父亲并不相识，携幼扶老，到父亲灵堂献花祭拜。由他们大量的挽联、挽诗中得知，他们前来吊唁，是因为感怀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善后措施中，对台湾民众所行的一些德政。
公祭各方送来的挽联、挽诗、挽额、诔词，有数百帧，多是父亲的军中同僚、部属撰写的，持论都很公允，有的真情毕露，十分感人。父亲归真，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家国哀思。八方风雨一代名将遽然长逝。但我在这里特别挑选出严庆龄先生的挽联，作为代表。严庆龄先生是从上海到台湾的企业家，裕隆汽车集团的创办人，他并非军政界人士，跟父亲并无私交，平日也无往来，但严先生那一辈的人经过北伐、抗战，对父亲的人格及事迹是有所认识的。
严庆龄先生的挽联，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对父亲的评价：
治兵则寒敌胆，为政则得民心，秉笔记宏猷不让汾阳功业于党国矢忠诚，于顺逆能明辨，盖棺昭大节无惭诸葛声名
——严庆龄敬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父亲丧礼公祭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上午七时五十分，蒋中正抵达殡仪馆灵堂，第一个向父亲灵前献花致祭。蒋面露戚容，神情悲肃，当天在所有前来公祭父亲的人当中，恐怕没有人比他对父亲之死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触了。蒋、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纠结曲折，微妙多变，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父亲的丧礼公祭。
父亲与蒋中正四十年漫长的关系，分合之间，要分阶段。
一九二六年北伐，广州誓师，蒋中正总司令三顾茅庐，力邀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路北上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蒋、白两人共同打天下的阶段。
一九二八年北伐甫结束，突然爆发“蒋桂战争”，广西与中央对峙七年，蒋、白分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蒋委员长派专机至广西将父亲接到南京，任命父亲为副参谋总长，并肩八年全面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抗战时期，蒋对父亲颇为倚重，重要战争如“台儿庄之役”“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莫不赋以重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