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高克毅先生
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令人想起《论语》第一章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上个月一天晚上接到金圣华教授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她一开言我便感到不祥，平常接到她的电话总是笑声溢耳，一片喜悦的，那晚她声音低沉，缓缓告诉我高克毅（乔志高）先生走了。金圣华最关心高先生，常常打电话去问候他，所以我也多是从她那里得知高先生的近况。今年一月间，我自己曾打过一次电话给高先生，因为记挂他的健康，知道他这一阵身体状况不太好，电话没有人接，只好留言问安。过了几天，也没有回音，这有点不平常。从前我给高先生电话留言，他马上就会打回来，而且很高兴，一讲就是一二十分钟。我怀疑高先生是不是进了医院，后来金圣华告诉我果然高先生住院了。可是二月上旬我却接到高先生一封来信，是一张卡片，罗德岛的海岸风景：冬日暮色，夕阳西下，写信的时间竟是“戊子除夕”，先告了平安，然后是他几句一贯勉励的话。高先生的信总是那样亲切，他说身体行动已不便。那封信很可能是除夕夜在病床上写的，字迹有些不稳了。前一两年，高先生还常在《明报》月刊上写稿，九十多岁的高龄，思路清晰不减当年。我接到他的信，本来松了一口气，他能写信，精神大概还是不错的，没料到那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写下的遗言。
我与高克毅先生因翻译而结缘，亦师亦友达三十余年。一九七六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预备出版一系列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台北人》入选，我们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由我与加大的同事叶佩霞（Patia Yasin）执笔翻译初稿，而我们很幸运请到了高先生做《台北人》英译的编辑，替我们加工润色。高先生在香港创办《译丛》（Renditions）时，曾刊登过《台北人》中两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及《岁除》，这两篇译稿也经过他精心修改，所以他出任《台北人》英译编辑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没有想到，《台北人》英译前后竟花了近五年的工夫，变成了一项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高先生为了编辑这本书，投入惊人的心血与精力，令人十分感佩，也就在那五年与高先生共同工作的期间，才深深体认到高先生中英两种语言学养之广博丰厚以及他待人处世宽容和蔼的长者之风。
一九七六年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三年后返美，路经洛杉矶便到圣芭芭拉来，那是我们翻译小组第一次会面。在见高先生前，我与叶佩霞未免有点忐忑不安，因为高克毅先生的名气大，是翻译界的第一把高手，读读他那几本《美语新诠》系列以及他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就知道他的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之精通娴熟是多么令人吃惊了。而他英译中的那几部美国文学名著：菲茨杰拉德的《大亨小传》、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以及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译笔之精确流畅，每部都可以用作翻译课上的范本。高克毅先生是少数能悠游于中英两种文字之间，左右逢源的作者、翻译家。我们请来这样一位名家来当我们的编辑，当然有点害怕动辄得咎，难以施展。未料到跟高先生一见面，我们的疑虑马上烟消云散了。原来高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个极可亲的学者长辈。他的世面见得多，青少年时在上海北平求过学，又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长期工作过，中国、美国大概各种场面都经历过了，见多识广。听他聊天，各种典故出口成章，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高先生谈话风趣，富幽默感，那次跟他相聚，我跟叶佩霞感到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我们三个人很快便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我们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台北人》英译工程。
高先生住在东岸马里兰州华盛顿附近，我们工作只得靠书信电话往来。那时候还不作兴用电脑，连传真机都是罕有之物，我和叶佩霞把一篇小说的初稿译出来用打字机打好字，然后寄给高先生。高先生使用铅笔一字一句仔细修改，再寄回来。我们把修订稿重打一次，又寄给高先生，让高先生最后再润色一次才算定稿。就这样一来一往，十四篇小说的修订稿足足装了一大纸箱，我把这些译稿都捐给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图书馆去了。日后有人有兴趣研究《台北人》的英译，高先生的修订稿是最好的材料。从他这些修订，看得出他曾下过多大功夫，费尽多少心血，往往一字一句的更改便收画龙点睛之效，英文运用之妙，令人叹服。当然我与叶佩霞在翻译初稿上也费了很大心思，但我们翻译原则求信为先，不取巧，尽量把原著忠实译出来，还顾不上达与雅，只是一个粗坯，要经过高先生的精雕细琢才能成器。译书完成后高先生却一点也不肯居功，对于他在这次翻译《台北人》所占的比重，轻描淡写，略而不提。我知道他宅心仁厚，不想抢叶佩霞跟我两个译者的风光，这就是高先生体贴晚辈的长者之风。高先生的挚友宋淇先生曾替高先生的散文集《鼠咀集》作序，其中有一段话写高先生我觉得讲得最恰当，我愿再引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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