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何处 康芸薇心中的山山水水
他丢弃的，不是家中的破旧，而是母亲最珍贵的记忆，年轻人往前看，要摔掉过去的累赘，但对于暮年丧偶的母亲，与丈夫共同度过的过去，也就是她生命最美妙的部分，如何丢弃、怎能丢弃。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吧，那一年夏天我从美国加州回到台北，同时也把我的一位美国学生艾朗诺（Ron Egan）带到台湾来进修中文课程。那时我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初任教师，教书起劲，对学生热心，尤其发现一两个有潜力的好学生，就恨不得一把将他拉拔起来。艾朗诺对中国语文、中国文化特别敏感，那年暑假我在台湾替他找了三位台大中文系的年轻助教汪其楣、李元贞、陈真玲，每周轮流替他上课。汪其楣教现代小说，选了康芸薇的《冷冷的月》《两记耳光》做教材。艾朗诺大为激赏，我颇感意外，康芸薇小说的好处在于绵里藏针隐而不露，表面平凡，擅长写一些公务员、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间却处处透露出作者对人性人情敏锐的观察，她这种平淡的文风，含蓄的内容，不容易讨好一般读者，看康芸薇的小说须得耐住性子，细细地读，慢慢地念，才体会得出其中的妙处。艾朗诺才念了两年中文，居然看懂了康芸薇小说中的玄机，也算他独具慧眼，成为康芸薇一位年轻的洋知音。后来艾朗诺果然学有所成，在美国汉学界享誉颇高，他最近把钱钟书的《管锥编》也译成了英文，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艾朗诺希望能见到他仰慕的作家，我便托汪其楣把康芸薇约了出来，到蓝天咖啡厅见面，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康芸薇。她那时已是初“成名”的作家。六十年代，最为文化界所推重的出版社当数文星，被列入文星丛书的作家就算“成名”了。康芸薇刚在文星出版了她第一本小说集《这样好的星期天》，我记得好像是深紫色的封面，袖珍本的文星丛书，迄今仍有可读性。艾朗诺见到他心仪的作家当然异常兴奋，康芸薇那天也是高兴的，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温柔敦厚”的人，她是河南人，不知是否因此天生就有一份中原的厚实。后来她在仙人掌出版社又出了她第二本小说集《两记耳光》，可是不久仙人掌却因财务问题倒掉了，而且阴错阳差，仙人掌的许多书由我接收过来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康芸薇的小说集也包括在内，并改名《十八岁的愚昧》。所以，我也曾做过康芸薇的出版者。
康芸薇的小说写得不多，可是篇篇扎实，淡而有味。她写来写去不过是男女夫妻间的一些琐琐碎碎，小风波、小挫折，但因为写得真实，并无当时一些女作家的浪漫虚幻，如今看来，却实实在在记录下那个年代一些小市民的生活形态。她笔下的人物，多为渡海来台的外省人，她这群外省人，非军非政，只是一些普普通通为了重建生活，在异乡艰辛扎根的小公务员。公务员的生涯大概是单调平淡的，尤其是在那个克难的时代，日出日入，为五斗米折腰，年轻时纵有凌云壮志，很快也就消磨殆尽了。康芸薇最擅长描写这些小公务员的辛酸：一对公务员夫妻，丈夫为了升级，央求妻子向权贵亲戚引见，妻子眼见自己的丈夫在亲戚面前奴颜婢膝，突然产生了复杂的心理，为丈夫难过，但又不免鄙夷。这种合情合理的心理变化，康芸薇写得极好。康芸薇的小说曾经得到一些识者的激赏，水晶、隐地、朱西宁都曾为文称赞，但知音不多。尤其近年来台湾读者品位变化极大，标新立异的创作容易得到青睐，比较沉稳平实的作品，反而受到冷落。康芸薇这两本优秀的小说，也就不幸地被埋没了。
康芸薇的文学领域另一部分是她的散文。如果说康芸薇在写小说时，因对人性的洞察深刻，人的尴尬处境，也会照实描述，而写散文时，她“温柔敦厚”的特性就表露无遗了，她笔下的真实人生，都是暖洋洋的，即使写到悲哀处，也是“哀而不伤”，半点尖刻都没有。她的散文写的全是她的亲友轶事：祖母、丈夫、儿女、同学、朋友。而这些人当中，祖母及丈夫又是她写作散文的两大泉源。
康芸薇是依靠祖母长大的，一生与祖母相依为命。抗日期间，她的父母把她留在河南乡下，与祖母同住，她的童年便在祖母的呵护下成长，抗战胜利后，到南京与父母重聚，反而感到陌生了。她与父母缘浅，短暂相处便与祖母叔父来台，从此永隔，祖母便成为她一生中最亲近的人。康芸薇的文章中有多篇写到奶奶，充满爱意，充满敬意。康家在河南属于乡绅地主阶级，她祖母在家中是少奶奶，过过好日子的。在康芸薇眼中笔下，奶奶美丽、慈祥、有大家风范，为人处世对她有深刻的影响，奶奶教她：
你待我一尺，我待你一丈，你待我一丈，我待你天上。
人长天也长，让他一步有何妨！
老太太这些充满睿智的教诲，的确有中原人士的广阔心胸。来到台湾，祖母的处境当然一落千丈，在大陆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老太太，居然托人在兵工厂用废弹壳打造了一只大铁砂锅，在煤球炉上熬稀饭飨宴乡亲，而且一边熬一边念念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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