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之音 杨富闵的家庭故事
我有话要讲。我想知道的更多。
杨富闵出生于一九八七年，那年台湾刚解严，台湾社会迸发出一股自由朝气，惶惶然进入到“美丽的新世界”，杨富闵便成长在这段遽变的时代。他的身上心中似乎也沾染着那个年代的骚动与不安。杨富闵的原乡是大内，台南县一个偏远的小乡镇。他写过两本描述他家族与家乡的散文集：《为阿嬷做傻事》《我的妈妈欠栽培》。这两本集子，可以说是他的“杨氏宗亲族谱”与“大内乡志”的混合。杨富闵以温厚赤诚，又带着幽默诙谐的笔调，替他的列祖列宗画出一幅幅轮廓分明的肖像：曾祖母、阿祖、祖母阿嬷、小姨婆、大姑、二爷爷、大伯公。杨富闵生长在一个族人枝叶繁茂的大家庭里，机灵早慧的他，自幼便睁大了一双好奇无比的眼睛，在搜索他家族中公公爷爷、婆婆妈妈，他们身上承载着多彩多姿、悲欢离合的故事与历史。于是他的这些族人，日后便无形中幻化成他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在众多族人中，杨富闵的祖母阿嬷杨林兰对他影响最大，祖孙情深，相依为命。在他心中，阿嬷是大内一姊，是护佑他家族的妈祖婆。阿嬷，年轻守寡，含辛茹苦，靠着耕种把子女拉拔成人，对孙子有无尽的疼爱，临终最后一句话叫的恰恰是爱孙的小名阿闵。阿嬷杨林兰化作了杨富闵小说中许多位地母型，生命强韧，百折不挠，充满母爱的女性。
大内乡以农业为主，杨富闵的阿嬷便以种植水果、贩卖芒果维生，因为人口老化，大概青壮人丁都离乡外出打拼去了，大内无可避免地沦落成一个老人乡，走向日落黄昏的衰败之途。老、病、死——这些人生必经的课题，杨富闵在他的家乡便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从小他便爱看人家出殡，对于死亡——这个生命最不可解、最令人敬佩的现象，以及出殡的仪式，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痴迷”，他自称曾参与近百人的死亡。死亡这个沉重的主题，时常在他的小说中浮现。由于对老、病、死特别敏感，杨富闵对他小说中正在经历生关死劫的人物，便产生了一股不能自已的怜悯——这也是他小说最可贵的特质。但大内在杨富闵的笔下，远不只是一个走向衰败的老人乡，也是一个充满民间宗教神秘色彩的国度，那一个到处都有神祇巡回的地方：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七爷八爷，层出不穷的庙会节目：宋江阵、八家将，杨富闵把这些热闹非凡的民俗仪式也都写进他的小说里了，使得他的小说刻印了鲜明的台南大内地方色彩。
杨富闵的第一本小说集《花甲男孩》面世，便引起了台湾文坛的关注。论者以为杨富闵的“新乡土小说”继承了王祯和、黄春明的传统。我初读《花甲男孩》，马上感觉到：我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Voice）！记得许多年前，王祯和拿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给我投到《现代文学》上，当时我便警觉到台湾文坛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果然后来王祯和跟黄春明便开启了台湾乡土文学一个新的里程。杨富闵的花甲故事，似乎也给我有了同样的感觉，这是一声发自肺腑的“大内之音”。花甲故事并不都是第一人称发声，但每篇似乎都有同一个叙述者的声音，这个叙述者有点像从前的说书人，以引人入胜的腔调领着听众进入他那有着奇特色彩的异域。那个声音时而急促、热切，似乎有满腹心事，急不可待要告诉你关于大内乡那些黄昏老人临终前的一些秘闻轶事，叙述者的语调有时突梯滑稽，甚至带点黑色幽默，其实《花甲男孩》中的故事大多是生离死别的悲剧，叙述者的诙谐嘲弄，是在避免故事流于滥情，在轻松的语调下面，我们会感到作者对他故事中的阿公阿嬷是如何注入了他的款款深情，他怜惜那些老人。
《花甲男孩》作者的叙述方式相当特殊，叙述者铺陈情节，忽前忽后，完全打破时序，随着意识自由流动，读者紧跟其后，好像一同在溜冰滑雪，呼啦啦东窜西窜。有时甚至晕头转向，但终于会被引领到达目的地。《花甲男孩》叙述者的声音所呈现的魅力，当然，还是得力于叙述者的语言运用，那是一种极为流畅通俗，掺杂了大量台湾闽南语的白话文，其间又点缀了E时代的流行密码，因此这是作者刻意创造的一种十分个人化的文体：一种承载了民俗传统与现代流行的混合体。王祯和与黄春明的小说成功，一部分也由于他们对台湾闽南语的掌握运用恰到好处，这就牵扯到小说中方言的运用这个大问题上来了。中国的著名小说《水浒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中也有不少山东土话，如果这些小说用山东话念起来，恐怕更加够味。但这些小说的方言运用还是极有克制的，不会山东话的人也看得懂。《海上花列传》则是完全用吴语苏白，不属吴语系的人，只能看懂一二。《花甲男孩》虽然台味很浓，因为杨富闵在小说中方言的运用得当，顺其自然，并非刻意炫耀，因而不失其流畅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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