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我是1932年生人，我父亲当时在火车站前开了家牙科诊所，我母亲是中国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当护士。后来，他俩结了婚。我有两个哥哥，1945年，日本战败，我父亲带着我两个哥哥回了日本。”
“我母亲是遗腹女，我父亲回日本的时候，我姥姥还活着，所以我母亲就没跟我父亲一起走。我父亲说我长得最像他，就把我留下来，让我陪着我母亲。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和我俩哥哥。当年，他们先坐火车到大连，再从大连坐船回日本。听说，那时候有艘回日本的船沉了，我想，我父亲和我俩哥哥有可能就在那艘船上。不然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以后，就算我父亲不在了，我两个哥哥也会来找我。”
老人眨了下眼，眨去了眼中泛起的水汽，“我父亲很喜欢吃鳗鱼饭，他在的时候，得了空，就带着我和我俩哥哥去外面的日本店吃鳗鱼饭。我记得有家日本店叫浪花鲊，那的鳗鱼饭特别好吃。”
说到这儿，老人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缓缓地将这口气苍凉地呼了出来，“我有个女同学，叫李淑琴，和我一样，她也是中日混血。只不过，和我正好相反，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父亲当年在日本留学，娶了日本房东的女儿，毕业回国，房东的女儿就跟着他父亲一起来了中国。”
“我和淑琴小时候上的是日本人的学校。有些日本同学欺负我们，骂我们是‘支.那.人’，是‘支.那.杂.种’。淑琴很害怕，我不怕，谁骂我，我就打谁，骂淑琴也不行。淑琴听我说爱吃鳗鱼饭，为了感谢我，有时候，会带着她母亲做的鳗鱼饭给我吃。不过，我从来没吃过独食，都是找个清静的地方，我们俩分着吃。”
老人看着面前的鳗鱼饭，露出了一点笑容，仿佛在鳗鱼饭上看到了当年的情景，当年的人。
“1948年的时候，淑琴跟着她父母去了台湾……”老人停了下来，喉结上下滚动，做了好几个吞咽的动作。
老板明白，老人是在努力咽下喉间的哽咽。又过了一会儿，老人才又重新讲了起来，“她跟她父母去了台湾，1975年的时候自杀了。八几年的时候，我去香港参加影展，在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了她写的小说，才知道她成了作家。”
老人的讲述再次停顿，过了一会儿，才又继续，“我让厂里把淑琴遗作的版权买下来，然后我把它拍了出来。”
老板下意识地看向正对着她和老人的墙，墙上挂着一张色彩老旧的剧照。剧照里，一对中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身穿民国时期的学生制服，相向而立，四目相视，二人身后，有一棵粗壮的柳树做为点缀。
“是《清水寺的御守》吗？”老板问。
老人抬起头，看着墙上的剧照，“嗯。”
《清水寺的御守》可算一部经典影片，老板小时候就看过，这些年电影频道不时重播，偶尔转台时，老板又遇见过好几回。
这部电影的内容有点像老人和他同学的故事：一对中日混血的男女，在特殊的时代里相遇、相知，又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身不由已。
不同的是:老人和他的同学分别后，从此天各一方，今生再无相见，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却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单身的女主人公从海外归来，找到了同样单身的男主人公。
老板记得自己小时候看的时候，曾为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流过好几次泪，却怎么也想不到，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遇见它的导演，并且还会坐在导演家里，听导演给她讲述一些关于这部电影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安静的房间里，只讲给她一个人听。
“所以，”老板听到自己发出了鼻音浓重的声音，“您的同学真的给了您一张清水寺的御守？”
清水寺位于日本京都，是玄奘大师的日本弟子慈恩所建，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乃是日本的国宝级的寺庙，清水寺的御守在日本份外有名。
听到老板的发问，老人伸手入怀，从怀中掏出一只二寸照片大小的绢袋，放在掌心上，平摊着手掌伸到老板面前。
御守，也就是平安符，应该就装在这只绢袋里。
不知道老人允不允许，老板没敢去拿绢袋，只是伸出一根手指，用指腹在绢袋上轻轻抚过。日久年深，紫色织金的绢袋早已不复当年的光鲜，看上去陈旧又黯淡，指腹下传来略带粗糙的触感。
老板觉得，自己抚摸的不是一只陈旧的御守袋，而是一段尘封的岁月，还有……
她问出了心中的疑问，“您喜欢她，是吗？她也喜欢您。”
老人笑了，两只眼睛周围笑出了两圈细密的皱纹，深深的追忆和无以言表的甜蜜从这两圈皱纹里散发出来。
老人在笑，可是老板的心里却涌起一股莫可名状的忧伤，这忧伤突破了她身体，在房间里四处弥漫，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也受到了这份忧伤的感染，变得沉重凝滞。
为了缓和这份忧伤，老板做了个深呼吸，强行挤出一点笑容，“孙老师，我的手艺怎么样？有没有李作家母亲的手艺好？”
“想听实话吗？”老人又笑了，这回的笑容里带了点调皮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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