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孙雅贤洗漱完毕，认真地画好眉毛，戴上假发，穿好衣服，又选了一条玫红色的真丝方巾，折成巴掌宽的长条，在脖子上左缠右绕，做出了一朵花的形状。
站在落地的穿衣镜前，审视着镜中的自己，几秒钟后，孙雅贤满意地出了门。下楼步行五分钟左右，孙雅贤走进了一栋老楼，上了二楼，在左手的门外站下，掏出钥匙开了门，走了进去。
“孙老师来了？”客厅里，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手里端着一盘油条，热络的招呼她。
“来了。”孙雅贤手扶门框，站在门边换拖鞋。
房里，不止中年妇女一人，张振民也在，正看电视新闻呢。见孙雅贤来了，他连忙拿起放在身边的手杖，借着手仗的支撑站了起来，向孙雅贤走去。
孙雅贤边换拖鞋边埋怨他，“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用起来，不用起来。我又不是国.家.元.首，再说我天天来，用不着迎。”
张振民笑微微地看着张雅贤的一举一动，对于孙雅贤的嗔怪，一句也不反驳。
换好拖鞋，孙雅贤先去卫生间洗手，等她洗完手，来到小餐厅，张振民已在餐桌前落座，孙雅贤挨着他也坐了下来。
两杯豆浆、一盘油条、一盘窝头、一碟白糖、一碟腐竹丝、一碟海带丝，是她和张振民今天的早餐。
保姆的早餐和他俩的一样，不过保姆在自己的房里单吃。倒不是孙雅贤和张振民有阶级观念——他们和保姆毕竟不熟，在一个桌上吃饭，他们别扭，保姆也放不开食量。分开吃，大家都自在。
“窝头？”孙雅贤有点惊讶，扭脸看张振民，“市场上还有卖窝头的？”
早市上有卖大碴子粥和苞米面大饼子的，这她知道，却从没遇见过卖窝头的。
张振民笑了，他现在的精气神比一年前孙雅贤去小养老院看他，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我做的，尝尝，看好不好吃？”不但气色和正常人无异，口齿基本也恢复了正常。
听说是张振民亲手做的，孙雅贤的思绪一下倒退回了二人下乡插队的岁月。
那时候，他们还都只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正是能吃能喝的年纪，可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饭，而且吃的尽是高梁米粥、黑面馒头、苞米面糊，苞米面饼子，苞米面窝头之类的粗粮，对于在城里吃惯了细粮的她，不是一般折磨。不吃吧，饿。吃吧，又咽不下去。
有些同学的家里给寄糖块、好吃的什么的，她爸自绝于人民了，她妈当时的工资，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别说给她寄补给。
她十七岁生日那天，正好是个周日。早上，集体户蒸了一锅窝头。她拿了两个，装进饭盒，去了白桦林。她早就跟张振民约好了，她过生日的时候，张振民吹口琴给她听，就当生日礼物了。
她到的时候，张振民已经到了，两个人找了棵高大的白桦树，靠着树并肩坐下，她双手松松地抱着膝盖，张振民拿出口琴，一首接一首地给她吹。没敢大声吹，怕被人听见。
听见，就有可能循着琴声寻来，她不想被人打扰，张振民也不想。他们只想和彼此呆在一起，在这片高大、寂静又寂寞的白桦林里。
不知过了多久，她有点饿了，从军用书包里拿出饭盒，准备把那两个冰凉的窝头吃了。
见她要吃窝头，张振民急忙拦住她，让她等会儿，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不大的油纸包。
她问张振民纸包里是什么，张振民神秘地对她一挤眼睛，告诉她，是“好东西。”那个挤眼睛的表情，喜悦中带着调皮，调皮里还带着点成就感，几十年来，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纸包里是一点白糖。白糖在现在是稀松平常的东西，在凭票供应一切物资的年代，白糖绝对称得上珍贵。
张振民告诉她，这点白糖是他吹口琴换来的——他给他们集体户的男生吹口琴，报酬是有白糖的男生，每人给他一点白糖。
张振民说，这点白糖就当是他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接受了那份礼物。
然后，在春寒料峭的白桦林里，张振民托着小小的纸包，她一块块从大窝头上掰下一点来，珍惜地、小心翼翼地蘸一点纸包里的白糖吃下去。在此过程中，她还给张振民吃了一块蘸着白糖的窝头。
起初，张振民怎么也不肯吃，说自己不爱吃甜的。她也不说话，就只是拿着那块蘸了白糖的小窝头僵在张振民的嘴边。后来，张振民拧不过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吃掉了那块窝头
从那次生日起，直到她不告而别回城，每隔一段时间，张振民就给她淘换一小包白糖，让她冲水喝，蘸窝头吃。
婚后，为了忘记张振民，她刻意地想要忘记在北大荒的一切——白桦林、口琴声、一小包一小包带着张振民体温的白糖，还有那个从少年长成青年的男人。也因此，她在回城之后，再没吃过窝头，更别说蘸了白糖的窝头。
可是，越想忘，却越忘不了。
她想忘掉的一切，几十年来，在她的梦中次次重现。她曾无数次地梦见过，在白桦林里，张振民手拿白糖纸包，她掰窝头蘸糖吃的面画。
孙雅贤拿起一个窝头掰下一小块，蘸了蘸碟子里的白糖，放进嘴里，细细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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