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生父母是日本的农民，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强迫大量日本农民迁到东北来，叫“开拓团”，就这么的，我父母就来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军队的兵不够了，就把我父亲征走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再也有消息。”
关树仁不紧不慢地讲着，老板和其他食客静静地听着。
“我那时候才三岁，我妈一个人带着我，收成不好，没饭吃，我眼瞅着就要饿死了。我妈没办法，把我送给了一个中国小贩，让这个小贩给我找个人家。小贩挑着我在街上叫卖，正好我妈，就是我养母，看见了，对小贩说，‘这孩子太可怜了，我要了！’”
“我妈知道我是日本人，可她一点也没嫌弃我。”关树仁想起了养母的音容笑貌，鼻子得酸厉害，伸手捏了捏鼻子，“那时候，我刚能记住事，我记着我妈家有只老母鸡，一天下一个蛋。我妈就把那个鸡蛋煮熟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下来，再一点一点地喂给我，要没有我这个中国养母，我早死了。”
灰头发女孩落了泪，老板不声不响地抽了两片纸巾递给她。
关树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后来，中.国.政.府遣返开拓团，我亲生母亲舍不得我，想带我走，我中国的妈舍不得，她俩吵了起来，闹到了公家。公家给出了个主意，让我站在我两个妈中间，看我往哪边跑。我往哪边跑，就把我判给谁。抱着我的人一撒手，我就跑到我中国妈那边去了，我亲妈哭着走了。”
老板也落了泪。
“我亲妈回日本以后，我又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六岁那年，我第一个养父出了意外，去世了。我中国的妈为了我能有个好前程，跟城里的一个男的协议结婚，条件是把我办成城市户口。”
“那时候，家家户户生活都不富裕，我养父养母宁可自己吃不饱，也绝不让我饿着。我第二个养父还带我去过好几次公园，每次都给我买好吃的。”
“1958年，我日本的妈通过中国和日本的红十字会联系上了我，想让我回日本。我寻思回日本看看，毕竟日本那个妈是我亲妈，是给了我生命的人。我想，等我在日本念完了书再回来，没想到，等中日恢复邦交，我这边的妈已经不在了。”
说到这里，关树仁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摘下眼镜，挨个眼睛擦了擦，又擦了擦鼻子。餐馆里静无人声，只有四只干锅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灰头发姑娘抹干净了流出来的鼻涕和眼泪，鼻音浓重地问关树仁，“大爷，你要回日本的时候，你中国的养母同意吗？”
关树仁笑着一点头，“同意。我妈跟我说，‘妈舍不得你，可是妈要不让你回去，对不起你日本的妈。’”
“您的中国养母真伟大。”老板脑补着当时的情景。
关树仁重重一点头，“是伟大。伟大的不止我妈一个人，那些收养二战遗孤的中国家庭都很伟大！”他进一步补充，“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是侵略者的后代，我们的父辈，很多人对中国犯下了罪行，可是中国人却不计前嫌，大度地收养了我们，这份善良和气度，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做到。”
一个年纪和关树仁差不多的男食客问关树仁，“老哥，看你这么爱吃酸菜汆白肉，你中国的养母经常给你做吧？”
关树仁隔着两个食客，笑微微地告诉他，“酸菜我妈倒是总做，酸菜汆白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做。”
提问的男食客不住点头，“明白，那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点儿肉，都没钱。”
关树仁意犹味尽地回忆着，“我妈渍的酸菜可好了，那个酸菜帮是透明的，从酸菜缸里捞出来，用水冲干净了就能吃，又酸又脆。”
男食客再次点头，“对对对，可好吃了。”
几个年轻的食客没吃过，听了二人的对话，颇想尝试一下。
食客们和关树仁边吃边聊，老板不时插上几句话，关树仁结账的时候，老板微笑着说，“大爷，再回中国，欢迎您来我这里坐坐，我给您做酸菜汆白肉。”
“好啊，谢谢你！”关树仁感慨地环视了一圈，“你这家店，很温暖。”
挥手告别了店里的食客，关树仁拉开拉门走了出去，一股寒意顿时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翻起了衣服的领子。回宾馆的路上，他不时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冬天，天上的星星不多。
他望着天上稀疏的星星，低低地说出了声，“妈，我今天吃到酸菜汆白肉了，还是你做得好吃，谁也做不出你做的那个味儿。”
脸上，两行热泪蜿蜒而下，很快，又被寒风吹冷，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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