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没几天，我注意到了那个考了全乡第一名的叫孔维明的同学。话不多，瘦长脸，一打听，住在离我们家约3里地的地方。我回去告诉了父亲他的名字，父亲告诉我，他们家是个重组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然而这些没有丝毫妨碍我对他的崇拜，当然不会妨碍。你可能有些奇怪，为什么我会崇拜一个比我多考了4分的来自另一所小学的同学呢？这缘于我对他的一些观察，我发现他不属于那种花很多时间学习的学生，成绩好的主要原因是脑子好使。而我呢，被母亲要求得像我家那头水牛一样勤恳，属于书呆子型。这4分里的差异可谓是天壤之别，我相信有一类人是天生适合读书的，可惜爸妈生下我的时候我就不是。
这所初中和小学的区别之一就是，这里有更多端铁饭碗的老师。只有一些辅助岗位，比如卖饭菜票的，看学校大门的，以及很少几个教“副”课的老师是民办老师。另外，这时的校园显著的大些，居然还有一栋老师宿舍楼；后来一栋不够用，又增加了一栋。单身老师一人一间，大约有30平米平方米；成了家的老师每家有一小套，墙都是用石灰刷得粉白粉白的那种。我想，这就是后来，我母亲也想让我读师范的根据了吧。这些都是看得见、数得着的实惠；相比我那个大城市梦来说，要有事实依据和实在很多。这样坚实的存在显然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梦要靠得住。这种数得着的幸福和看得见的安逸不是秃子头上的------明摆着，只有傻子才会说放弃，对吧？
多年以后，当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深切体会到身处异乡的种种不易时，我还回忆起了母亲当时的建议，心想当时如果听她的话就好了；我甚至因此埋怨过我的父母，为什么当时不管住我那颗飘动的、不切实际的所谓目标。当然，如果一个阶段一切顺利，这些情绪当然就会自动地逃到不知名的地方。在身处逆境时，我还一度认为，这其实是现代教育在价值论方面的一个悖论，或者更严重点，根本是个骗局。书本把我们培养得满腹经纶，心志高远，少年心事当拿云，却不教我们如何自制一个通向云端的扶梯，或者不自制也可认，至少得指引我们这把梯子在哪吧，然而什么也没有。当我们自以为已经满腹经纶，可以治国平天下时，却经不住现实的风雨，常常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真可谓凄惨有加而只能兀自感叹。回头看去，书本上的理想、抱负可以被批发式地被灌输，而现实却总在零售着生存，这种产销严重脱节的后果是，通常会产生或大或小的不适甚至或轻或重的心理危机，想来难免唏嘘。比如，潜意识里却好像隐约地觉得，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但长期是一定会实现的，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有些违和感；而事实是已经身处快要倒闭破产的国企的基层，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对血脉贲张的我来说，好像成了一种遥远的信念；这种信念像一棵思想上的小草，甚至一直企图在潜意识里寻找可以侥幸立足并长期生存的机会，这显然让我的青春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泽-----书上一般用的是另一个词，光辉。当我三十岁时，没有完全醒过来，现在快四十岁了，我连个村委会书记也没当上------尽管我连我爸以前的高度都没达到，他当了十几年的大队书记，现在有时候回老家，还被请去参加各种代表会，党员会，存在感超强。
可能轮回是岁月无情的调笑，保守不过是他的伴侣，我们身上总是会有遵循先例的自然惯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的我也确实是个异类。否则，我也能像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回老家当个老师，或者还有在基层做行政工作并进而有做个镇长或镇党高官的机会，然后遇到人满口不经意地官话，以证明自己永远的政治正确性。然而，假设的生命力永远在于让人憧憬，其破坏性却在回到现实之际得到全面呈现，那就是结构脆弱、质地单薄、极易崩塌。两年前，我那刚参加完高考的外甥女站在我面前，征求我的意见，向我请教如何填高考志愿时，我看了看她，说回老家当个老师挺好。从逻辑的角度，这也就是间接地和她说，她大舅在外面混的这么多年，都是瞎闹，完全没有摘到理论正确性和实践相结合的硕果，完全没有与当初学习成绩的优秀相适应的辉煌，甚至为自己当初的豪情感到后怕，当然不想自己的亲人再重蹈自己的覆辙。显然，这种灰头土脸，毫无建树的境况可能会摧毁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梦想；然而她还是想到大城市，我想了想，电石火光之间，只能认为，她比当年的我头发长些，说话声音细些，仅此而已，我们其实没啥其他的区别。我由此知道，所谓的教育改革，这么多年，甚至连汤都没换过，只是在里面加了几瓣香菜叶，闻着味道好点儿；就像那个做洗衣粉的厂家，换了个包装，就说重新上市，能清除多少种顽固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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