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大吉岭
｛一坨鸟屎差点儿砸在我头上｝
在曼谷机场登机之前，同行的一个男生问了我和Jenny这个问题：“你们打算用什么，在第一时间去感受印度？”
我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当然是视觉，印度是一个将色彩运用到极致的国家，这还要说吗？”
他装模作样地摇摇头，很高深地说：“我打算用鼻子。”
他指的是咖喱。
咖喱，瑜伽，飞饼，纱丽，这是我在抵达印度之前对这个国家仅有的认知。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一点儿功课都没做的前提下，我居然就要踏上这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度了！
那还是在清迈的时候，水灯节的大街上人潮汹涌。
Jenny忽然问我：“舟舟啊，你跟我们一起去印度吧。”
我踌躇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是我比较想去越南，柬埔寨那边啊。”
Jenny语重心长地循循善诱：“我也想去越南那边啊，可是你想，越南多容易去啊，从广西坐个大巴就过去了，可是印度呢，这次你不和我们一起走，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捧着自己亲手做的花灯，默然地走在人群里。
两年前，在云南时，刚认识几天的S先生问我：“接下来你打算去哪里？”
我说：“都到云南了，就去一下西藏吧。”
我记得那个晚上他的笑容像一点儿火星溅在我的眼睛里，他的语速一直都是那么不急不缓：“过段时间我也要陪朋友再去趟西藏，从阿里去新疆，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
后来，在拉萨，我对一个半路想退出的朋友说：“也许你会认为，那个地方永远都在那里，早去晚去并没有差异，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并不会永远都在一起。”
再后来，在乌鲁木齐，我们分开前的那个夜晚，S先生对我说了那句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
有些地方也许这一辈子都只会去一次，所以和谁一起去，非常重要。
时间虽然过去两年了，但这句话的魔咒依然有效。
我在一片嘈杂声中打电话给闺密说：“我刚刚临时做了个决定。”顿了顿，我说，“我要去印度！”
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落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兑换货币。
同行的朋友趴在窗口跟换钱的工作人员讨论汇率，我坐在自己的大箱子上，认认真真地用目光研究着守在出口的警察叔叔背的那把枪。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枪，但自从我小时候在公园里看过那种打爆一个气球就得一个奖品的气枪之后，这是它第一次以这么随和的样子出现在我眼前，翘屁股的警察叔叔背着它的样子轻松得就好像背着一把吉他。
这个国家的治安有多乱呢？我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出了机场，一排造型卡通的出租车映入眼帘，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精瘦精瘦的男人，非要替我把箱子抬上后备箱，我以为他是来自印度的雷锋，嘴里不停地说着“Thankyou”，结果在我拉开车门的那一瞬间，他用混浊的双眼盯着我，刚刚帮我提过箱子的右手伸到我的眼前，手心朝上。
他说：“madam，money.”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帮助他人，不求回报”，所以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尴尬。
一时之间，我进退维谷，两只手绞在一起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微张的嘴吐不出一个清晰的单词来化解自己的难堪。
因为这件事，令我在第一时间里，就对印度产生了抵触情绪。
跟我们一同拼车的印度朋友走过来，很凶地训斥他，还加上很嫌弃的手势，那个人在转身离开的时候仍然用那种近乎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很想给他一些钱，可被那位印度朋友制止了。
戴着硕大的金戒指的印度朋友，像赶走一条狗似的赶走了那个人。
关于种姓制度这方面的知识，我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坦白讲，它颠覆了我用二十多年来建立的价值观。
怎么接受呢？
如果你姓李，你就得一辈子做裁缝，如果你姓王，你就得一辈子擦鞋，你千万不要做梦去当医生当律师，这些职业不容你亵渎。
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一辈子是什么样的人。
出租车在大街小巷里穿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旅馆，这一个小时之内，我的大脑中发生了无数次核爆。
当我看到人们在路边洗澡的时候、当我看到公厕没有门的时候，当我看到真的有人用头顶着一大筐物品的时候，当我看到遍地随处可见的排泄物的时候……虽然很难堪，但我不得不承认，在第一次直面这些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的确有一种不便言明的优越感，像一个挑剔的更年期妇女，时刻保持着那种“我们那儿跟这儿简直是天壤之别”、那种“天哪，他们居然这样……”的优越感。
是的，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语气中透着一股夜郎自大的狭隘。
我并非不善良，我只是被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震惊到没缓过神来而已。
直到某一天，在我又对街边一大群印度人拿手吃饭的景象表示错愕时，一个来自中国的男生跟我说：“舟舟，我们来到印度旅行，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了解一些从前我们不了解的生存形态，看看这里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而不是来比哪个国家更发达，更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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