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只是“应该”而已。
表面上看，中国早就有“法”，帝国也从来就有“法”。它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也是“法治之国”。可惜此法非彼法。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其说是“法”（约法），不如说是“律”（刑律）。它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官民人等但有作奸犯科当如何处置，另外也对民事纠纷提出一些处理方案。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不讲的。再说那时也没有“公民”这个概念，只有“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不臣（包括犯上作乱，也包括偷鸡摸狗），就要治罪。要治罪，就要有个尺寸。于是有“法”。显然，依照这样一些刑律来治国，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律治”。
这就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和法治相去甚远。真正意义上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这样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从来没有的。邦国时代也好，帝国时代也好，都没有公民，也没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与人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口衔天宪”，他的话就是法律，哪来的什么“全民约法”？就连刘邦的“约法三章”，也不过是一方定下来由另一方执行的条款，不是双方民主协商的结果，与其说是“约法”，不如说是“规定”。这样的法，当然也只能叫做“非法之法”。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有一条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帝国时代能做到吗？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这叫什么“平等”？老百姓到衙门里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候发落，稍有辩驳就要“掌嘴”，又叫什么“平等”？没错，中国古代是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且不说这做不做得到，也不说同时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算做得到，也不能证明那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皇帝犯法呢？同罪不同罪？比方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皇帝杀人，怎么从不偿命？事实上，皇帝根本就不会犯法，因为他自己就是法律。皇帝杀人也不算犯法，因为那是代表国家。“朕即国家”，“朕即法律”，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法典，都不过一纸具文，顶多也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打发书呆子。这样的制度如果也能叫“法治”，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中国法家的开山鼻祖管仲早就一语道破天机。《管子·任法》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头一句倒很像话，好像是主张法治，而且把“法”提到很高的地位。但接下来就露了马脚。原来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其实不过是让君王们用着方便顺手的（圣君之实用也）。于是，人与法，就有三种关系。有立法的，管仲称之为“生法”；有执法的，管仲称之为“守法”；还有受制于法的，管仲称之为“法于法”。立法的是君王（生法者君也），执法的是官员（守法者臣也），受制于法的是民众（法于法者民也）。如果无论什么人（君臣上下贵贱），都能有法律意识，遵从法律，依法办事（皆从法），那就是治世。
那么，这个“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岂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否！所谓“皆从法”，是说君主有权力立法，官员有义务守法，也有权力执法，民众则有义务老老实实地受制于法。显然，在管仲等人的“法”面前，君臣官民是不平等的。君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民众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员则介乎二者之间，对民众有一点“权”，对君王则只有“义”。当然，要说君王一点义务都没有，也不客观。君王也是有义务的，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立的“法”来治国，不要说话不算话，自己定的规矩也不照办，更不要一点规矩都不讲，如此而已。可见虽云“皆从法”，但怎么“从”，并不一样；“从”什么，也不一样。民众之所“从”，是“君王之法”；君王之所“从”，则是“自立之法”。这难道也叫“平等”？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法”，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王法”，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也就是说，作为依靠公共权力和法律规定来管理社会、处理事务的成熟国家，帝国更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他们的“法律”，只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没有障碍，顶多要求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有个章程，能“规范行使”（从法）而已。这样的“法”，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规矩、尺度、律条、纲纪。此其一。
第二，这些“法”既然是“王之法”，当然就不是“民之法”，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那些“生法者”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权力；更关心的，是如何镇压反叛，惩治不臣。因此他们对“刑法”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民法”。如果说有什么“民法”的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治民之法”；而所谓“司法”则不过是“听狱”，甚至只是他们敲诈勒索的机会。既然如此，那些只被威慑恐吓却不受任何保护的民众，他们对待这些“治民之法”的态度，也就会像他们对待官府一样，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就连这样的“法”，也被认为不可靠。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律规范，人民不敢犯罪，却不知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既知廉耻，又愿归服，即“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即便立法，也得把道德和礼仪写进去，并作为纲领和根本（比如唐律开宗明义即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礼为法纲，律为法目。显然，法治和人治都不被认可。德治，才是帝国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
那么，帝国的“德治”又如何呢？
喜欢帝国的终结（平装版）请大家收藏：(m.bxwx.co)帝国的终结（平装版）笔下文学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