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靠铁骑和弓箭起家的民族，战争对于擅长征伐的清人来说，原本不算什么。然而这一次的“外族入侵”，却全然不同于以往——既不同于当年的蒙古人南下，满族人入关，更不同于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的“进犯中原”。大清帝国面对的不是“蛮族”，而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都比较先进的“洋人”。
这是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交道的“夷狄”，这也是一场当时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后面这个说法，是英国议会辩论中“反战派”用来讽刺政府战争议案的。这个议案最后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参见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说明战争在英国其实并不怎么得人心，更不要说为了走私鸦片或者灭亡中国而发动战争了。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只不过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两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得到证明。《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战果”，也是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证”，因此最能看出其“犯罪动机”。《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除例行公事的“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订立关税、自由贸易几项，几乎全是经济要求。即便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不是觊觎政权（否则大清皇帝断然不会同意）。至于《南京条约》的后续条约，即1843年的《虎门条约》，当然不乏丧权辱国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比如放弃关税自主权，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等。但这些条款，是英方的敲诈勒索，还是清方的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应该说是兼而有之吧！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从中看出亡我中华之意。
其他条约也大体如此。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至于两国官员来往文书应称作“照会”，反倒应该说是要求平等了。因为此前清廷规定，英国官员送交我地方官的文件是要称作“禀帖”的。这究竟是谁不平等待人？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道理很简单：所谓“衙门”，是朝廷派出的“牧民”单位。列强并非大清属国，其外交官也不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怎么能用“衙门”去管理他们？当然要求改正。
但在这里，却也透出一个信息，即列强发动战争，不但是要获得利益和特权，还要求中国当局改变政治制度，与国际社会接轨，按照西方社会制定的“国际惯例”来处理事务。这一点，也差不多是列强的共识。正如费正清先生所指出：“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事实上，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其实也就是要求变朝廷和衙门为政府；两国文书互称“照会”，则是要求清廷放弃自认为是“天下共主”、视“蛮夷”为“藩国”的观念，将自己看作国际社会之一员。这对于维系了二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和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天朝观念，都无疑是根本性的颠覆，所以说他们“来者不善”。
显然，列强的“征服”中国，与其说是要“灭亡”中国，不如说是要“改造”中国（事实上他们也只索要了一些租界和特权，并没有“占领”中国）。即便“亡我之心不死”，也与其说是要“亡我国家”（如元灭宋、清灭明），毋宁说是要“亡我制度”（这可以从他们对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的暧昧支持态度中看出）。也就是说，在他们直接的经济动机背后，是长远的经济目标；而在经济目标的背后，又是更为长远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换个王朝就能了结的。或许正因为此，清王朝才又苟延残喘了五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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