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此引起的震荡却是颠覆性的。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二千年帝国史的“天朝大国”，竟然打不过一个远隔重洋万里而来的“蕞尔岛夷”（英国）？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我们还可以自欺欺人地说这不过“偶尔失误”，或自我安慰说因为对方“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就完全无法自我辩解自圆其说了。因为这一次我们船也坚炮也利，而对方则是更加不足挂齿的“蕞尔岛夷”（日本），是向来在我堂堂中华面前俯首称臣、顶礼膜拜有加的。更让中国人愤愤不平忍无可忍的是，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倭寇”的索赔数额，竟是当年“英夷”签订《南京条约》时索要的十三倍！
结论也只能是一个，即人家技术先进，制度更先进。而且，技术先进，是因为制度先进。否则，“蕞尔岛夷”日本怎么会后来居上，不但战胜了我“天朝大国”，还战胜了同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就因为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言，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我们知道，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孙中山选集》第706页）于是，不讲民权的政权便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这个打击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对此，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革命派”，均观点一致，并无分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所谓“改制”，是应该通过维新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革命来进行；改制以后的国家，是应该实行君宪（君主立宪），还是应该走向共和（推翻帝制）。康、梁是主张君宪的，这就甚至与朝中比较开明或明智的当权派不乏相通之处，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实君共和”，而不是康、梁主张的“虚君共和”。于是有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有1906年的“预备立宪”和1908年的“承诺立宪”。而且，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一百零三天内，朝廷颁诏三十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全面推行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
改革失败了，六君子血洒街头，立宪派如鸟兽散。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尽管在“庚子之变”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戊戌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朝廷勉强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强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于1911年5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拖到1908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强承诺1917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到，机会全无。1911年10月10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如果“君宪”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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