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口号，也是“保卫共和”。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受“禅让”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1897年孙中山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兴中会”誓词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驱逐鞑虏”？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绝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做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骆驼刺《重读宋教仁》），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琨、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精光（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所谓“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年，国民会议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由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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