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之死和曹魏建国是一个不祥之兆，意味着曹操已彻底由乱世英雄变成了乱世奸雄，也意味着他将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实际上曹操一直就是两面作战的，既要对付公开的敌人，又要对付隐蔽的敌人。那么，在此之前，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前面三集我们讲到，曹操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军事上半途而废；起先“如萧何故事”，继而封公爵建国家，最后晋爵魏王，政治上得寸进尺。这说明曹操的战略重点已由军事转向政治，由战场转向官场，而且在背离自己初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是他野心膨胀的结果。于是，进退失据的荀彧只好去死，同样退无可退的曹操则继续杀人。
实际上曹操早就在杀人了。自从曹操进入朝廷，“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后，反对派就一直存在。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人，把持朝政，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居然没人反对，那才是咄咄怪事。何况曹操是要两面作战的，朝廷内外的敌人都要对付。比如荀彧之死，当时就有人大做文章。孙权把这消息公开告知刘备，刘备马上说：“老贼不死，祸乱未已。”可见当时曹操确实腹背受敌，内外交困，非心狠手辣不可。
问题在于，曹操并非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多听不同意见对自己有好处，因此鼓励大家实话实说，多提意见。这有他的言行为证。所谓“言”，就是他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十月颁布的《求直言令》；所谓“行”，就是他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重赏反对他征乌丸的人，这事我们前面讲过。在《求直言令》中，曹操指出，作为下级，最不可取的，就是当面说是，背后说非；而重赏反对征乌丸的人，则是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是出于好意，又说得对，哪怕和我意见不同，也不会得罪，反倒还会受奖。
那么，你怎么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你又怎么在营造宽松环境、鼓励正当批评的同时，防止有人利用舆论图谋不轨？当你打击那些敌对势力时，会不会也弄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这可是考水平的。
曹操的做法，是“三个区分”。一是区分“提意见”和“唱反调”；二是区分“闹别扭”和“搞阴谋”；三是区分“一个人”和“一伙人”。如果只是一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那么，哪怕是故意唱反调，曹操也未必杀他，比如祢衡（祢音迷ｍí，旧音你ｎǐ）。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般县（今山东省乐陵市西南）人，《后汉书》将其传列入《文苑》传，并说他“少有才辩”，看来是个文人，也是个才子。文人兼才子多半有个通病，就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祢衡便正是这样。所以，尽管他满腹经纶，却没人用他，只有孔融深爱祢衡之才，上表朝廷，极力推荐，把祢衡说得简直天下第一，后来又多次向曹操举荐。曹操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操。曹操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据说是“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专门的服装，你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诺。于是当着曹操的面，不慌不忙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脱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吞吞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过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操的慕才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操。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操说了。曹操听了也很高兴，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戴一顶粗布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营门口一坐，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棒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曹操勃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操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加上不愿意背“不能容之”的恶名，曹操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终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粗，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屁股，祢衡却越骂越凶。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人。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就忙不迭地把他杀了，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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