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制造冤案，杀死孔融；暗施淫威，逼死荀彧。这说明曹操作为政治上的强势和强权人物，决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政治路线，就连怀疑也不行；也说明曹操的杀人，主要是由于他政治上的需要。那么，曹操杀崔琰，杀杨修，又是由于什么政治原因呢？
前面三集，我们讲了祢衡之死、孔融之死、荀彧之死。不难看出，这三个人的死因是不一样的，死法也是不一样的。祢衡只是闹别扭，闹意气，人缘又不好，只代表他一个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或一股政治力量，曹操就不杀他。荀彧已经是唱反调，但也只是一个人，不代表某个集团或势力，又是自己的大功臣，就不公开杀他，死后也给予厚待（谥曰敬）。孔融一贯唱反调，又代表着社会上和朝廷中的反对势力，长期和曹操作对，就不但要公开处死，满门抄斩，还要妄加罪名，批倒批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以政治划线的。他或许可以容忍别人不给他面子（当然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却绝不能允许反对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安排。谁要是胆敢反对，他就一定会举起屠刀，毫不犹豫地予以消灭，就连荀彧这样的功臣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崔琰和杨修了。
崔琰之死，是当时的一大冤案。就连对曹操多有回护，甚至不敢为孔融作传的陈寿，也忍不住说崔琰的死“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先来看崔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说他为什么死。
我对崔琰的描述，是十六个字：文武全才，朝廷重臣，正人君子，德高望重。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西北）人。《三国志·崔琰传》说他小时候喜欢击剑，酷爱武术，而不善言谈。到了二十三岁时，他被乡里定为“正卒”，每年必须出去服一段时间的徭役（包括力役和军役）。这种徭役，只有成为文学弟子后才能免除。于是他便开始发愤学习《论语》和《韩诗》，二十九岁成为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后来又被袁绍招聘到麾下，担任骑都尉（统率羽林骑兵的军官）。我们知道，袁绍是一个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崔琰劝他不要去打曹操，袁绍不听，结果败于官渡。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都抢着要崔琰，崔琰只好“称疾固辞”，结果被关进监狱，靠陈琳等人的营救才幸免于死。
曹操攻破邺城以后，崔琰就跟了曹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废除三公，恢复丞相制度，自任丞相。丞相府下设东曹和西曹，负责选拔干部。西曹管中央各部门，东曹管地方和军队，崔琰在东曹和西曹都干过。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说，崔琰在东西两曹任职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事实上，崔琰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他从小性情敦厚，寡言少语，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三国志》本传的说法是“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先贤行状》则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不但朝廷中人都崇敬他（朝士瞻望），就连曹操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其实，曹操要他到东西曹任职，就因为他可以使贪婪的人变得清廉（贪夫慕名而清），勇敢的人得到激励（壮士尚称而厉）。这可是曹操自己说的话。也就是说，曹操是把崔琰当作众人的表率、官员的榜样、时代的楷模来看待的（斯可以率时者已）。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则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据《三国志·崔琰传》，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表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然后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封信被人向曹操告密，此案便由此而起。
崔琰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的真实想法和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恐怕是无法确知了。陈寿认为，崔琰的本意是讽刺那些反对派的（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表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表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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