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一文。这是对杨曾宪先生的回应。杨先生的文章，题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发表在同年1月8日的《文艺报》。蔡先生的意思，大约是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学西方，现在轮到西方学我们了。所以，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云云。我读了以后，也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
说句心里话，我对“河东河西”的理论和“送去主义”的主张，在情感上是十分赞成，举双手拥护的。蔡先生为了回答杨先生的批评，讲了许多大道理，又是“混沌学”又是“模糊论”。这些我不懂，也不觉得有多么必要。我的道理是老百姓的道理。老话说，风水轮流转，哪能一种文化老是风光？这不合“天道轮回”之理。就算有，也得灭了它！老话又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西学东渐差不多两个世纪了吧？改革开放也有二三十年。只拿来，不送去，不成道理，也不好意思。就算是国际贸易，也有个顺差逆差什么的，哪能只进口不出口，只吃人家的，不给人家吃？由是之故，我赞成“送去”，也盼着“河东”“河西”早点掉个个儿。
不过，赞成归赞成。乐着乐着，问题就来了。
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只有三个：送什么，怎么送，送不送得到？
先说第一个。
送什么，恐怕是不能不想的，因为咱们是“拿来”在先。投我以桃，当报之以李。总不能“拿他西瓜，还他芝麻”，或者“投我以鲜桃，报之以烂李”吧？记得当年在农村时，每次从城里回来，都要给老乡们带点东西。饼干啦，糖果啦，罐头啦，热水瓶啦。乡亲们一般也都有所回赠，则无非仨瓜俩枣咸萝卜干什么的，并不“等值”。不过那时咱们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讲不了许多。再说，如此互赠有无，原本是图个人情，也没人计较什么“顺差逆差”。现在呢，咱们倒还是“贫下中农”（外交语言叫“发展中国家”），可人家好像并不想接受“再教育”。睦邻友好，似乎也不靠这个。要是送去的东西不合适，人家就不领情，送了也白送。所以，送，那是一定要送的，但在主张“送去主义”的同时，也得把“送什么”琢磨好了。否则，“美人赠我蒙汗药”，还她什么？癞蛤蟆？
其实，送东西这事儿，我还是多少懂点的。第一，最好是咱们有，人家没有。如果人家也有，甚至比咱们还好还多，就不如不送。第二，这个咱们有人家没有的，还得是个好东西。比如癞疤，阿Q头上有，小D、王胡没有。阿Q就并不打算送，小D、王胡也不要。第三，单单自己认为好还不行，还得人家稀罕，想要。否则，巴巴地送了去，人家不当回事，晾着，那才叫“自作多情”呐！这个人，咱们可丢不起。
好在蔡先生把“礼单”开出来了。那我们就斟酌斟酌？
就说“天人合一”。
这应该是合适的。因为西方没有“天人合一”，只有“天人对峙”、“天人分立”、“天人打架”--人征服自然，自然报复人。“天人合一”是咱们的国粹。而且，据蔡先生说，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宝贵思想，颇能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发展过速、难以为继等问题，因此想必人家也稀罕。
可惜，蔡先生说的这些，跟“天人合一”的本义可是差得太远。恕我愚昧，竟从来不知“天人合一”还有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意思，只知道那是儒家鼓捣出来维护礼教君权的，实际上是借人与自然的关系，说人与人的关系，即“天人合一合于人”。具体说来，它又包括三个内容，即“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这就叫“天人同构”。因为“同构”，所以“感应”。比方说，天上出了“扫帚星”（其实也就是慧星），人间就要倒大霉。如果出了“祥瑞”，则证明“当今皇上”是“尧舜之君”。这就叫“天人感应”。这种不折不扣的“伪科学”，想必蔡先生也不赞成吧？
那么，“天人相通”又如何？“天人相通”也包括三个内容，即人与自然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相通。说人与自然生命相通，这似乎很“科学”。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生命进化的产物么！但不要忘记，所谓“人与自然生命相通”，是以“天人同构”为前提的。因为同构、感应、相通，所以，吃牛鞭、鹿鞭、狗鞭，便能壮阳。吃了猪脑子，就会变得像猪一样聪明。如此“天人合一”，科学不科学呢？我不知道，得问科学家。
人与自然的道德相通，也一样。表面上看，很不错。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很好。“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也很堂皇。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些道德，是“大人”们的，“小人”就没有份。儒家所谓“人与自然道德相通”，是把自然当作父母来看待的（父天母地）。所以“天之子”亦如“人之子”，也有嫡庶、亲疏、差等。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才是“天之子”，叫“天子”。其他的，对不起，能混上个“庶子”身份就很不错。绝大多数，恐怕只能做牛做马，甚至贱如草芥。如此“天人合一”，难道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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