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八称谓与关系-这样一来，大家便都只好把心里话埋在心里。要说，也只能用官话包装起来。然而心里话又怎能用官话来包装？所谓“心里话”，就是心里怎么想，嘴上怎么说，“想法”和“说法”完全一致。它是一种私人话语，代表的是个人立场，怎么能用代表官方立场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两个人满嘴官话，却是在谈心。即便想谈心，也谈不透的。
不能谈心，就不能交心；不能交心，又何能贴心？在官言官。当官不能不说官话，但也不能只说官话。一个人，如果变得只会说官话，就不可交了。因为不管他主观上意愿如何，他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这些官话构筑起他的深城厚府，让人无法接近无法琢磨，感到隔膜感到陌生（姜超林对刘华波、孙亚东对高长河就有这样的感觉）。心灵是不能封闭的。心灵只能对心灵说话，情感只能与情感交流。如果所有人都在脸上戴着面具，心里筑起壁垒，则相互之间要想了解、信任，建立关系，就只能靠大家在黑暗中摸索。口有禁忌，心有设防，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又岂能不微妙？
八称谓与关系--不过，官场中人际关系虽然微妙隐秘，但明眼人还是能从种种蛛丝马迹中看出道道来。
比方说称谓。
官场中的称谓极有讲究。尊卑、亲疏、公私、好坏，冷淡与热情，反感与欣赏，甚至讨好巴结或暗藏杀机，都能从称谓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或明白无误地暗示对方。刘华波对下面的干部基本上称名，超林呀，长河呀，下面的干部对他则一律称书记，这是尊卑有别；姜超林对自己身边的干部多半都称名，春明呀，少波呀，惟独对孙亚东称孙书记，这是亲疏有别；孙亚东夜访高长河，高长河先是叫他亚东，孙亚东一谈工作，高长河就改口叫孙书记，这是公私有别；姜超林一会儿管高长河叫长河，一会儿管他叫高书记，这就是好坏有别了。官场中人，互称官衔，可能是尊重，是客气，也可能是疏远，是冷淡。所以，姜超林和孙亚东，从来就是你称“姜书记”，我称“孙书记”；而高长河与文春明关系变得亲密以后，就不再“文市长”、“高书记”，而是春明、长河的了。
高长河对姜超林却是既不能称“姜书记”，也不能叫“超林”或“超林同志”的。姜已不是书记。即便是，叫他“姜书记”，也显得生分和公事公办。“姜主任”就更叫不得。姜超林并不那么情愿去当人大主任。这样叫，岂非哪壶不开提哪壶，找不自在？“超林同志”的叫法虽然既亲切又严肃，但一般只用于同级干部或上级对下级，也多半只用在公共场合（比如开常委会）。高长河虽然和姜超林“官阶”一样，却毕竟还有辈分之别，摆不得平起平坐的谱。至于叫“超林”，大概只有梁清平、刘华波他们才有资格，马万里都不敢叫。马万里的办法是叫“老姜”，姜超林则答以“马书记”。当年，刘华波当平阳市委书记、姜超林当平阳市长时，马万里是昌江市委书记。所以，身为省委副书记的马万里叫姜超林“老姜”，就既显出资格身份，又显得亲切随和，还有老同志、老熟人、老朋友的意思在内。谁知姜超林不买账，也不领情，还话里有话地说什么马书记总不至于着急要我下台吧，几近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公开了。
高长河的办法是管姜超林叫“老班长”。这种称呼，既尊重历史，又套着近乎，也符合他接班人的角色。这就像称刘华波为“华波书记”一样，既透着尊重，又透着亲切，还有身份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称呼的。如果不是关系相当密切身份颇不一般者，能叫“华波书记”吗？还得叫“刘书记”吧？如果不是来接班的“新班长”，能叫“老班长”吗？最多也就是叫“老书记”吧！
可见，即便同是表示亲切，身份、地位、关系不同，叫法也不同。比如中层干部之间就有一种“省略官衔称谓法”，即去掉那个“长”字。处长姓张，就叫“张处”；区长姓李，就叫“李区”；秘书长姓田，就叫“田秘”。但市长省长们是不能这么叫的。比如市长姓牛或姓熊，也叫“牛市”、“熊市”，岂不成了股市？一般地说，这种称谓法只用于同级之间（姜超林就不会叫田立业“田秘”，乡镇干部大概也不敢），或同一机关同一处室的同事之间。而且，也只有关系发展到比较随便时，才能这么叫。同一个办公室待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整天把个长字挂在嘴上，大家都不自在，也显得俗气。但也不能罢人家的官呀！于是就发明了这么一种称谓法，既省事，也亲切，还体现了身份感。因为只有官场中人才有资格这么叫，也才懂得这么叫。所以，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尤其是向官场以外的人，提起他的领导不称“刘处长”而称“刘处”时，还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官场中人的优越感。
这就是官民之别了：民之于官，多半只有一种叫法，即姓氏加官衔。这么叫，虽然自己没什么身份感，却倒也简单省心。官们就不一样。稍有不慎，犯了规或犯了忌，那就糟糕了，不是自讨没趣，就是被看作没眼色，不懂规矩。官场上最讲究的是“得体”二字，而所谓“得体”，就是符合长期形成和共同约定的习惯和规范。具体到称谓，就是要既尊重对方，又不失身份，还能比较准确地体现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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