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这样说，我觉得真是很有意思。墨子原本是“体制外”的，走着走着，却走向了“君主专政”。孟子原本是“体制内”的，走着走着，却走向了“人民革命”。怎么会是这样？还有，孟子既主张“君主独尊”，又主张“以民为本”，又怎么统一呢？
答：我们先讨论第二个问题，行吗？
问：行，请讲！
答：前面说过，孟子的学生万章曾经问他的老师，说“舜有天下也，孰与之”？也就是说，舜是怎么得到天下最高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或者说很重大。
问：为什么很严重、很重大？
答：因为涉及到政权的合法性。所谓“孰与之”，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谁授权”。孟子答曰“天与之”，就等于说是“天授权”。这就是“君权神授”了，所以我说孟子至少在思想上是“体制内”的。但是这样一来，却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问：天是怎么授权的，对不对？
答：对。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君权神授”就不能成立。实际上，万章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万章问，天授权，是反复叮咛嘱咐了吗（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这当然不可能。于是孟子说，天不会开口，它通过事实来说话（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问：怎么通过事实来说话？
答：天子做的每一件事，天也满意认可，老百姓也满意赞同，这就是天的授权，也就是天通过事实来说话。
问：请问，这到底是天的授权，还是人的授权？
答：孟子的说法是“天与之，人与之”。
问：双重授权？
答：对！这是孟子了不起的地方。表面上看，孟子的说法是双重授权，既是“天与之”，也是“人与之”。但我们要知道，天是不说话的，也不可能给天子签一份授权书。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授权。这样一来，孟子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君权神授”变成了“君权民授”。而且，他还是“和平演变”、“和平过渡”。
问：这就为他的“民本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答：正是如此。
问：那么，孟子的这个说法，是他自己的创造呢，还是有来历的呢？
答：据说也是有来历的，这就是《周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是说，天没有眼睛，它以民众的眼睛为眼睛；天没有耳朵，它以民众的耳朵为耳朵。民众看见了什么，天就看见了什么；民众听见了什么，天就听见了什么。结果怎么样呢？
问：民众说好，天就说好；民众说不好，天就说不好。
答：对了。天既然通过民众来视听，那么，它当然会根据民众的意见来授权。民众说好，天就说好，也就授命；民众说不好，天就说不好，那就革命。显然，天意即民意。因此，君主的领导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话，人民就有权废了他。于是，孟子就逻辑地、必然地从“君权”走向了“民权”。
问：孟子走得这么远，那他还是儒家吗？
答：当然是。过去人们总认为，儒家是主张等级、维护君权、反对革命的。唯其如此，儒家思想才会成为统治阶级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维持统治的工具。其实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准确、全面。没错，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是维护等级制度。但是，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是既讲君权也讲民权，不讲平等却讲对等的。
问：什么叫“不讲平等却讲对等”？
答：就是不能单方面定规矩、提要求。比方说，你不能只要求臣民怎么着，不要求君主怎么样。所以，儒家只要讲到道德，就一定是双向的。讲忠讲孝的同时，也讲仁讲慈，叫“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君仁与臣忠、父慈与子孝，虽不平等，却对等。
问：对等又怎么样呢？
答：那就不能只讲君权，不讲民权。而且，按照对等原则，如果君主居然“视臣如土芥”，那么，臣民就可以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视君如寇仇”。
问：哈！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答：是的。人民革命，也就顺理成章。
问：话虽这么说，我仍然认为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是一种颠覆。孔子，可是痛恨“犯上作乱”的。他极力主张孝悌，也是因为“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吧？
答：是的。所以孟子要“正名”，说革命不是“弑君”，是“诛一夫”。
问：何况按照对等原则，顶多也就是君权民权一样重，孟子却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这难道不是一种颠覆？
答：所以后世某些统治者不喜欢孟子，比如朱元璋。
问：就像他们不喜欢墨子？
答：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墨子也越走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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