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庄子，再来讲法家，尤其是讲韩非，很有些意思。因为这两个人，完全相反。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韩非主张的，则是绝对的专制。庄子希望的，是社会的宽容；韩非强调的，则是国家的管制。庄子追求自由，希望宽容，是因为他认为人性天真；韩非主张专制，强调管制，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本恶（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如此南辕北辙，也就值得深思。因此，在讲韩非之前，我们还要再讲讲庄子。
还是先讲一个故事。这故事记载在《庄子》的第一篇，篇名叫《逍遥游》。什么叫“逍遥游”？就是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是庄子的人生主张，因此这一篇极其重要。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北海有一种鱼，名字叫鲲。鲲，大得不得了，不知有几千里长。它化作鸟，就叫鹏。鹏，也大得不得了，也不知有几千里长。它从海上飞起来，翅膀就像“垂天之云”，旋风直上九万里，海上水波相激，浪花飞溅，高达三千里。就这样，鲲鹏将用六个月的时间，从北海飞往南海。于是，雀，还有斑鸠、蝉，就笑起来了。它们说，干嘛呀您？花那么多的时间，走那么远的路。你看我们，只要飞到一根树枝上，就停下来。实在飞不上去，就落到地面，不也很好吗（此亦飞之至也）？于是庄子说：“此小大之辩也！”
这个故事和这句话，常常让解说《庄子》的人困惑。庄子嘲笑雀、斑鸠、蝉吗？嘲笑。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语气中读出。那么，庄子为什么嘲笑雀、斑鸠、蝉？是因为它们小，鲲鹏大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不符合庄子的思想。庄子的思想，是“齐物论”。这三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是“齐物”，二是“齐论”，合起来叫“齐物论”。齐，是动词，意思是齐等、齐一。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思想言论，也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高明。鲲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固然是逍遥游，雀们在蓬间嬉戏，难道就不是逍遥？当然是。既然如此，庄子怎么会嘲笑它们？
然而庄子又确实嘲笑了。为什么嘲笑？原来，“翱翔蓬蒿之间”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它们嘲笑“之九万里而南”。这又怎么就可笑呢？因为“真实而自由地活着”，是每个生命体同等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剥夺，也没有资格去嘲笑。大的尚且不能嘲笑小的，小的又岂能去嘲笑大的？然而雀、斑鸠、蝉在说到鲲鹏时，态度都是“笑之”。这就太可笑了。也就是说，庄子不是嘲笑雀、斑鸠、蝉们的“小”，而是嘲笑它们的“笑”。
显然，所谓“此小大之辩也”，不能理解为“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只能翻译为“这就是小和大的辩论”。事实上，《庄子》的原文，也是“辩”（辩论），不是“辨”（辨别）。按照“齐物论”的思想，庄子根本就不可能主张区分辨别。庄子说，有个养猴的老人给猴子发橡子，说“朝三而暮四”（早上三升晚上四升），猴子们都很愤怒，龇牙咧嘴说“不干”。老人便改口说，那就“朝四而暮三”（早上四升晚上三升），猴子们都很高兴，兴高采烈喊“万岁”。其实朝三暮四也好，朝四暮三也好，加起来还不是一天七升？所以，很多事，本质是一样的，没区别。区别，不过是表面现象。
更何况，在庄子看来，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高又怎么样？低又怎么样？美又怎么样？丑又怎么样？栋梁与小草，西施与丑八怪，只要是真实的，自由的，就是平等的，也是一样的，这就叫“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鲲鹏、雀、栋梁、小草、西施、丑八怪，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且都有按照自己的天性和选择，来真实生存、自由生存的权利。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活法，也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因此，你可以赞美鲲鹏，但不必嘲笑雀。反过来，以小笑大，也不对。任何人都不能以己之长笑人之短，不能以一种自由嘲笑另一种自由，以一种真实嘲笑另一种真实。这就是庄子讲这故事的真正用心。
庄子的这个主张，就是“宽容”。他嘲笑雀、斑鸠、蝉，则因为它们太不宽容。看来，事情也许真是“越大越宽容，越小越计较”，所以庄子觉得可笑。众所周知，宽容，是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和意识。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当然不可能在两千多年前，被庄子清晰而明确地表述出来。但是，哪怕只有一点萌芽，一丝意思，我们都要说一声“了不起”。何况庄子不但主张宽容，还主张真实和自由，这就太伟大了！
那么，法家宽容吗？
很不宽容。法家的不宽容，甚至到了不近人情、不顾人命的地步。比如前面说过的韩昭侯“兼罪典衣杀典冠”（请参看本章第一节），就是不近人情；《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所说秦昭襄王之事，则是不顾人命。这故事说，有一年，秦国遇到灾荒，老百姓都没有饭吃。秦国的大臣主张赈灾，昭襄王却不同意。昭襄王说，我们秦国的法治，是无功不受赏。灾民有功吗？没有。如果有功无功都给粮食，岂不是大家都会去抢？这就乱了。与其让他们活着却混乱，不如让他们死去却安定（生而乱，不如死而治）。请大家想想，这都是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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