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1977年夏天邓小平重新掌管国防和外交工作后，面对着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二是为争取外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打下基础。 注释 邓小平正式接手外交工作是从1978 年3 月10 日开始，但他恢复工作后不久就主持了与万斯的会谈并处理与美国相关的事务，这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 为了减少苏联的军事威胁，他努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他转向日本和美国。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在1978年1月后的13个月里出访多国，访问的国家数量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到访国家的总和。在这些出访中，他改善了中国与亚洲大陆邻国的关系，使中国的开放程度超过了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全面交流思想的道路。这5次出访中，他去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美国。在这14个月里，邓小平还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进行了关系正常化谈判，并将中国带入了一场对越战争。
邓小平担负起外交职责
1977年夏天恢复党内工作时，邓小平并不想主持外交事务。有一次他甚至说，他不愿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它太耗神了。可是中国需要邓小平主管外交，不仅因为30年来他几乎一直陪同毛泽东或周恩来接见外宾，而且他本人从1973年夏天到1975年底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下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同事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在外交知识、战略思想、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以及既争取外国人的善意又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这些方面，其他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中国的外交官可以具备有关其他国家和以往谈判的丰富知识，例如黄华——1976年12月他取代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 但往往缺少做重大政治判断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地位与外国领导人平等相处。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在1978年以前，虽然中国仍然比较封闭，但他们都把外交视为大事，亲自承担着领导外交的工作。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对国家有着出于本能的忠诚，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也同他们一样，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时，不但要完成既定的会谈内容，还会努力摸清来访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与毛和周相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不接受口头的情况简介，他会阅读下属准备的有关来访者及其来访目的和应讨论议题的文件。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驻京外交官都十分尊重邓小平，认为他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外国来访者也很喜欢邓小平，他机智、专注，讲话直言不讳，愿意解决问题。乔治· 布什在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经常与邓小平见面，他说，“他态度明确，讲话直率，使人不会误解他的意思。” 注释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Knopf, 1998), p. 93. 黄华曾多次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国外的来访者，他在谈到邓小平时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并简单说明问题的实质，果断并且直截了当地做出判断和决定。” 注释 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p. 289.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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